我的朋友肯定地说：“对，当然对。”
我也肯定地说：“是明智的，当然是明智的。”
他一指他的朋友,控诉似的说：“可他总讽刺我活得不洒脱,活得太累，有钱也白有钱了。”
他的朋友憨憨地笑了。
他自己也笑了。
我和我的朋友不禁随之一笑。
他忽然问：“你们二位认识浙江省那个当年因卖‘傻子瓜子’而名噪一时的杨某么？”
我说不认识,但是关于那人的经历了解一些。
“他后来离婚了是不是？”
我说这我就不清楚了。
我的朋友说：“对，此事确凿。”
“对他离婚,他们当地人都怎么议论的呢？”
他的朋友这时又忍不住插嘴道：“你还没结婚呢,打听这么详细干什么？”
他看看手表,笑了,对他的朋友说：“刚到二十分钟。”
我的朋友说：“议论总归是要被议论一阵的。何止他们当地人,些个小报上也议论过，也算名人了么,不能不允许议论的。”
“听说他离婚后又结婚了？”
“对。”
“女方不但年轻漂亮,还挺有文化？”
“对，我记得是一位大学毕业生。”
“那,他们现在呢？”
“不太清楚……”
他沉默了，陷入了个人心事的独想。过了几分钟,又自言自语地说：“我总之还是要结婚的，也应该早点儿有孩子。否则我算怎么一回事儿呢？不是白有一千多万了么？最好是个儿子。其实我真想有个亲生儿子啊!”
他的自言自语,也使我们一时都沉默起来。
“不瞒你们说,我想有一个亲生儿子的心情,比想有一个好老婆的心情都急迫。我今年已经四十四了啊!即使娶了一个好老婆,也未必能一准为我生一个儿子……”
我们都明白,他是想到了他的财产和钱将来的继承问题。
我们都很理解这一位用他的朋友的话说,“活得不洒脱”、“活得太累”的中国县城里的“小资本家”或曰“小业主”的忧郁。
那一天我们聊到很晚才散。
似乎,在那个县城里，值得他推心置腹、相与深谈的人并不多。我怀疑他的内心里其实是相当寂寞的，所以将我们两个远道来客当成了无需设防的倾吐对象。我们告辞时,他竟显出有些依依不舍的样子。
此前,我没接触过一位像他那样的已拥有一千多万,年收入二百来万的富人。
他使我又联想到了爱迪生的一句名言——“如果富人们真的像穷人们所经常以为的那么幸福,他们就果然算得上幸福了。”
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印象当然是好的。
此前给我留下好印象的中国当代大小“资本家”，实在是寥寥无几。
我在另外一个省份某县,也结识过一位“小资本家”或曰“小企业主”。与上边提到的那一位一样,同属不靠权势背景,不靠“灰色潜能”,没有多么幸运的机遇命中也无贵人相助,而完全是靠人一心想要富起来的激情和生财有道的精明的盘算,加上一往无前的实干才拥有千万以上资产的。
他所在那个县很穷。他初中结业后就卷入了民工潮流落大城市。洗过抽油烟机,冒险擦过高层住户的阳台玻璃,当过杂市上的垃圾清扫工,挨过饿,露宿过街头,受过歧视和欺辱。总之一句话，饱尝过人生的酸涩苦辣。后来他终于混到了较为固定的“职业”——在邮电局门前看自行车。那儿有一个修自行车的外地人，人家修,他就留心从旁看，看得差不多了，就常常动手帮人家修,不要人家钱。人家觉得他这青年挺好,也肯于指点他。不久,他有把握自己也能修了,就暗中溜须讨好负责那一片儿“治保”的一个街道委员会的老头儿。结果在一次市容大检查前夕,他的“恩师”被驱赶走了。对方竟还与他依依惜别,不知就是他这个“徒弟”捣的鬼。后来他不但在那儿看自行车,而且修起自行车来。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有些大城市里,摩托车很是时髦过一阵子。他挺钻研,在那几年里又学会了修摩托车,积攒下了两万多元钱。他有一个老乡在一家大宾馆当杂役,他常去那儿沾老乡的光洗澡。有一天洗完了澡,在宾馆商场闲逛，东瞧瞧西望望,发现一位外国女人在买一种薄被,标价一百五十美元。他当时还不晓得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只知道折合成人民币是不少的一笔钱。他问薄被为什么那么贵？人家说被面是几十块碎花布用手工拼缝在一起的。他问那就那么贵么？人家横他一眼,不爱搭理他了。过几天他印了一沓名片，身份变成了某某省“床上手工缝制品厂推销科副科长”,买了一身便宜西服换得上下簇新,还扎了条同样是在地摊儿买的领带,拎了个借的拷克箱,又到那一家大宾馆，找到商场负责人问——我们厂专做你们卖的那一种薄被,一百美元你们进货不进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