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某省某县的服装厂,我联想到广东某县的一家鞋厂。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去广东时曾到过那个县,参观过那家鞋厂。也不是什么正式的参观,我不太喜欢身不由己的随团的正式参观。那种参观对人和事所得出的印象,往往是从听报告式的情况介绍中得出的。即使主动提问,也是象征性的。双方都没从容的时间进行无拘无束的聊家常式的交谈,彼此的了解和认识也就都非常概念。
那一次我是单独去广东的,陪我的只有一位报社的朋友。他正巧要去那一个县采访,我说我也想接触接触南方的县城生活,于是我们不谋而和地同行了。
那家鞋厂的老板的朋友,认识我的报社的朋友,于是我们到那家鞋厂去看看,成了一件虽不在原计划内却自然而然之事。
老板长我两岁，是四七年出生的人。当年我三十七八岁,他已四十岁了,其貌不扬,半秃顶。
我问他家中几口人？
他说目前就两口。
我说：“夫妻俩只顾了创业,连孩子都顾不上要了？”
他脸红了。
他的朋友替他回答：“他现在连老婆还没有呢!”
见我困惑,他说：“你可别以为我是成了老板,因而弃了前妻,打算另娶一个年轻漂亮的，我压根儿就没结过婚。”
见我仍困惑着,他朋友替他回答：“以前他家成分高,所以村里没姑娘肯嫁给他。”
我不明白“成分高”是什么意思。
他说“成分高”就是成分不好,他是地主的儿子。摘掉“地主狗崽子”的帽子后,成分对于嫁娶之事不那么严重了,他也成了大龄青年,成了在村里难娶上媳妇的“尴尬人”。
有一个时期他进城打短工,拜一个修鞋老头儿为师。离开那老头儿自己单干后,由修鞋而做鞋。当年市场上鞋的样式还太有限,他手工做的鞋不但质量好,且样式新颖,买主颇多。有些人甚至预先交钱请他定做。渐渐他做鞋有了名气,有了信誉,也有了一定的积蓄。于是租了一个门面儿,招了两个徒弟,办起了一家个体的鞋作坊。再后来徒弟由两个而四个而六个而八个十个,他就正式办起了一家小鞋厂,并且购进了几台设备。
再后来的再后来,也就是我见到他的那一年,他已拥有了一千余平米的厂房,招了百余名合同工，积累了一千余万的流动资金。
我问他这个发展过程中,有没有国外的华侨亲戚投资或解囊相助？
他摇头说,想有那样的华侨亲戚，可惜没有。
我问他是否贷过款？
他说也没有。说当初把房子卖了。
他说他办厂后生产的第一批鞋,是和从前的“解放鞋”类似的胶鞋。南方雨季多,一逢雨季,乡村四处泥泞,那一万多双胶鞋竟销得极好,在乡村大受欢迎。因为当年“解放鞋”似乎已经绝迹了。
他说他每年仍生产一批类似“解放鞋”,但比“解放鞋”看去样式秀气的胶鞋。因为有些乡村仍很需要。生产胶鞋主要是为圆一种对乡村人的情怀,牟利已在其次。只要还受欢迎,他说即使赔点儿自己也愿继续生产下去。说这句话时他笑了,又补充道：“如今赔得起了嘛!”
他如今主要生产皮鞋、布鞋和旅游鞋了。
他说他厂里生产的各种鞋,一部分销往国内各市场,一部分销往东南亚。由一位华侨亲戚代销。在香港、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销路一直不错。
我不禁奇怪地问：“你刚才不是说你没有什么华侨亲戚么？”
他说：“是啊,我认为是没有啊。即使真有,我父亲‘文革’中自杀了,我老母亲头脑糊涂了,记不清楚了,从前又一直没有过书信联系,我怎么会知道究竟谁真是亲戚谁其实不是呢？可有一天突然打上门来一个香港人,偏说是我远房亲戚,我也不好将人家拒之门外非不认啊!这事儿他了解。你说,不是我去攀的人家吧？”
于是他的朋友从旁证明道：“对对,不是他去攀的人家,是人家突然来认的。”
他又说：“亲戚不亲戚的倒无所谓。做生意嘛,贵在一个诚字。我见对方人挺忠厚的,信得过他,就索性连代销关系和亲戚关系一并认可了。我们的合作至今很好。”
他从成品架上拿起一双旅游鞋说：“现在,中国人也开始讲名牌了。可一双名牌旅游鞋,最便宜也得二百多元吧？而我的出厂价才八十几元。样式不比名牌差。名牌穿两年不破,我也保证穿两年不破就是了嘛!大多数中国人还是经常穿不起名牌的。便宜并非肯定没好货。所以我厂里出的鞋几年来没积压过。”
他放下那双旅游鞋后又说：“八十几元,合十几美金。我厂里出的鞋还销到了美国呢!十几美金,对美国人来说未免太便宜了,那就无人问津了。所以同是这样一双鞋,到了美国得标五十几美金。五十几美金对美国人来说,仍算得上物美价廉,所以我一年挣美国人二十几万美金。”
我说：“那你就全销往美国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