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中国人也说过和林肯这句话的意思差不多的话。但如果将林肯话中的“一些人”,与靠着权势背景富起来的中国目前的“一些人”相提并论,则其谬大也。他们的存在,绝对不表明“其他人也可能富有”。
而对于某些靠机遇富起来乃至成为所谓“富豪”的人,爱默生的一句话说得相当精妙：“机遇其实不具有任何规律性,它不仅属于极少数对它有所准备并善于一把抓牢它的人,也往往属于某些命中注定与它有缘的人。它通常是带着可望不可求的偶然性降临在人头上的。否认这一点将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一个一辈子守着轮盘赌的人最终仍是穷光蛋,而一个仅进过一次赌场的人，却转眼间带着获得的一百万赢码离开了。”
令我一向怀有大的敬意的人们,如果说他们也有什么机遇可言,那么除了是同样降临在所有中国人头上的“改革开放”这一种机遇,不再是任何其他意义上的机遇。
他们最终成了中国资产者中的一员,大抵靠的是白手起家,渐渐从小本生意发展壮大的曲折过程。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原本不过是些普通的工人、农民、脱去军装复员的下级军人,甚至是一些失业者,某一个时期内几乎途穷路末的人。他们的成功非是“交好运”的结果,而是与命运抗争的结果。
他们的产生和存在,使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至于变得像是一部仅仅由《百万英镑》式的喜剧和《钦差大臣》式的讽刺剧“编辑”成的、充满了“拍案惊奇”情节的通俗又肤浅的畅销小说,而具有了一些应该具有的凝重感、庄重性,以及令人欣慰的乐观。
否则,“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则便不过是对某些靠权势背景、靠“灰色潜能”、靠闪烁着戏剧色彩的“幸运的雨点儿”而发迹的人的陈旧故事的“内容提要”罢了。
他们的产生带有空前活跃的原发性。
他们的存在证明了时代即是他们的阳光，即是他们的水分,即是他们的土壤。只要归还这样的一个时代给他们,对于他们就足够了。他们并不需要比别人更多的、另外的、在他们看来是非分的东西。只要给了他们起码的条件,他们就能靠自己的奋斗获得成功。
在中国的许多城市、许多乡镇、许多农村,他们发展个人财富的作为有声有色,方兴未艾。
他们不是靠在国外代销别人的产品起家的，而是靠生产和四处推销自己的产品或靠显示自己的行业技能的竞争力渐成气候的。
温州当年曾有一条“纽扣批发街”，号称中国第一街。比之房地产,纽扣的利润又是多么地微不足道。但房地产只能使极少数资本雄厚的房地产商大牟其利。而“纽扣批发街”却奠定了许许多多小百姓以后在商业时代发家致富的资本基础。
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缔造”了十个指头数两遍就数得过来的些个“富豪”,实在没什么特别值得夸耀的。
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时代在这一点上都是相似的。
一批穷人的命运的改变永远比几个富人的产生更值得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欣喜。
正是纽扣或类似纽扣的小商品构成的繁荣的小商业景观,使相当一批不靠权势背景,不靠“灰色潜能”,命运中也没有什么吉星高照过的小百姓,一批批地发展为中国的小业主。他们中某些人,如今脱颖而出，成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批私营企业家。他们不但壮大了中国资产者阶层的行列,而且使这一行列令人最初大不以为然的成分有所改观。渐渐削减了中国人对它的嫌恶心态,渐渐修正了中国人对它的不太正确的看法,渐渐使中国的其他阶层能够与之和平相处了。
他们的资本,少则几百万,多则几千万。几百万的,虽然也可放在中国资产者阶层的最低档次的一个群体加以评说,但我还是更愿将他们归入中国中产者阶层中去进行分析。因为资本的有限,分明的,使他们身上中产者阶层的特征更显著些。
那些多则几千万的,乃是些名副其实的个体或曰私营企业家。他们的分布情况,沿海省份多于内地省份,南方多于北方,乡镇及中小城市多于大城市。在南方,尤以长江三角洲经济最发达地区分布为多。大城市不太适合他们的存在。他们对这一点的认识也很明智。他们的目光虽然也经常觊觎大城市的大市场,但是普遍地缺乏胆识、缺乏自信去长驱直入进行占领。归根结底,乃是因为他们拿不出质量过硬的东西投放到大城市的大市场竞争一席之地。他们的企业一般都盘踞在乡镇及中小城市赖以发展。对于他们,那些地方劳务低,人情熟络,各种关系容易得以疏通。所以他们轻易不会转移“根据地”。他们的产品,普遍销往全国各乡镇、乡村和中小城市。他们已经建立了他们的商业渠道。各乡镇、乡村和中小城市,几乎都有他们的较长期的、较为固定的,而且轻车熟路并信得过的代销者。中国人口众多,乡镇、乡村和中小城市的人们购买水平仍很低,他们的产品价格较为便宜。他们得利于此。有时他们的产品也被贩进大城市,但往往只能出现在民贸市场的摊床上。从日用小百货到衣帽鞋袜,千般百种,应有尽有。大城市中人在民贸市场上买到的便宜货,十之八九是照顾了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