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他们除了自己还真的信赖什么人，那人又几乎可以肯定不是男人，当然也不会是他们的妻子或女儿，更不可能是他们的母亲。几乎注定了必是他们的情妇无疑。
“信赖”是一个有永远的恒定数限的词，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之下,针对于任何具体之人,其数限都永不可能小于一，它只能等于一或大于一，它绝不至于等于零。“信赖”乃是体现为人心的一种近乎本能的需要。好比一个人要活着,他的肠胃最起码需要一个面包或一个馒头，外加起码一碗水。一个真的连一个人都不信赖的人,便会连活着都觉得没多大意思了。一个连活着都觉得没多大意思了的人,对金钱也就缺乏积累的意识了。
而他们都是些觉得活着很有意思的人，甚至可以说都是些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人。
对于他们,能在这世界上还信赖着一个不是妻子不是女儿更不是母亲的女人,也就足够维持他们的心灵的需要了。
所以在他们的名字被写上公检法机构的立案卷宗以后,使他们的“灰色人生”最终画上句号的,也往往是女人。于是关于他们的案卷中,差不多都记录着一则充满了种种欲望色彩的爱情故事。其基本情节类似电影《尼罗河惨案》或《阳光下的罪恶》中的同谋男女，其基本主题是——“真爱又如何？”
他们是中国当代最有活动能量,最策划缜密，最胆大心细的一批“灰色收入”者。
在当今世界上,以往十几年来,中国也许是为“灰色收入”者们留有最多隙机可趁的国家之一。目前可能仍是这样的国家之一。
许许多多的中国人都是有“灰色收入”的。这乃是中国的一个公开的秘密。有些是合法的,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合理不合法的,有些是合法不合理的,有些是不合法也不合理的。
我在某些场合不期然地接触过一些专善于替他人拉赞助的男女,他们或她们每年以“吃回扣”的方式获得的“收入”，大抵可买一幢别墅。
据我所知,“回扣”的最高比额竟达百分之四十。甚至一半对一半，乃至倒“四六”。
他们——我们这里所分析的“隐富者”们,当然也是深谙此道的。
不过他们并不仅仅专一于此。
以往十几年来,他们还是一些倒卖商业批件过程中的“二传手”。他们中的大多数,一般并不能直接获得与巨额金钱等价的批件。但经由他们的暗中运作,能使批件本身翻倍升值。所以拥有批件在手的人,往往不但需要他们这些“二传手”,而且不能不重视他们的存在。
他们还是些走私商的合作伙伴。
总之,他们的“灰色收入”,十之七八是通过不合法也不合理的方式获得的。一个商业头脑卓越的中国人所能想到的一切可趁之商业隙机中,都留下过他们游刃有余的,进退自如的身影。
他们还是些高明老练的“洗钱”能手。
雇用他们“洗钱”的也当然皆非等闲之辈，其中不乏以权谋私的官员和损公肥己的国有企业的高级管理者。
他们的存在,与腐败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腐败借助于他们的“有偿服务”更加腐败。而他们本身的存在即意味着是腐败的催发酵母。好比霉菌与脚气病的关系。
他们的身份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有的有颇为体面的公职,有的不需要有公职,在“道”中已是名人。好比江湖杀手在江湖上已闯出了大名声。谁需要他们,只须出得起重金,通过“道”中的关系网,便能将他们引荐到自己跟前。
即使我这个写小说的人,即使我这个以很正统的观念确立社会关系的人,即使在今天,如果我想借助于他们的“服务”并且出得起重金,如果我确有一条发财之路指给他们,并有意与他们共谋取之,我也是不难找得到他们的。只要不是图财害命、杀人越货之事,只要钱数诱得他们动心,只要他们觉得策划得很缜密,觉得有成功的把握,他们都是敢做的。
《水浒传》中有一章写的是《智取生辰纲》。
他们中某些人,如吴用,如晁盖,如公孙胜,乃是他们中的一流人物。
他们中某些人,如刘唐,如阮氏三兄弟,胆大于智,乃是他们中的二流人物。
他们中某些人,如白胜,乃是他们中的小角色，三流人物。
猫有猫能,鼠有鼠道。一流人物做一流之事,小角色有小角色眼中的隙机。
他们通常并不合起伙儿来，互相也不发生瓜葛,独往独来地在大千世界里各行其是。
而若他们一流二流三流人物串通在一起了,报刊上其后便有惊心动魄的“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