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写小说的人,不知怎么被挖空心思的出版界人士赐予了一顶“中国的巴尔扎克”的桂冠。某一时期内这七个字常印在我的书上。请求把我从这“盛名”之下“解放”了也没用，抗议也没用。以至于一个时期内,一从自己的书上见到这七个字,仿佛被电光击眼，脑仁儿倏地疼一下。倘朋友讨书,只得专选没有那七个字的相赠。当然现在我也习惯了。由习惯而麻木了,不那么娇气了,见了那七个字脑仁儿也不疼了,但心里却还是常感到份儿有口难言的别扭。
他们和我这个小说家是不太一样的人。
他们是要叮嘱秘书,将些个投其所好的人为他们所写的盛名之下其实难附的不三不四的文章从报刊上剪下来,妥善保留的，并在必要之时对人引用——某某报刊认为我是中国的什么什么。
这是中国的什么什么,一个时期内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大大的。凭了是中国的什么什么,足以接近些想要接近的官员,足以当成一种信誉凭证,从银行贷出款来,或使商业合作者另眼相看。
所以,他们爱名的程度,是和爱钱的程度一样的。名在他们那儿,不是虚的,而具有实的性质。为了名,他们有时是很舍得花一些钱的。这体现为一种先期的商业投资行为,体现为一种个人的广告行为。
因为他们渴望不断提高知名度,需要不断提高知名度,故他们与某些文人、自由撰稿人、记者,乃至某些报刊,力求保持友好关系。
当他们觉得有必要替自己的名弄出些响动了,后者们招之即来。
他们有时为了他们的名,难免会意气用事，难免会由夸富而斗富，甚至,难免会私下里相互攻讦、触霉头、揭隐私。
隐富型的——这些人唯恐自己被视为“富豪”，唯恐自己的名字列入了什么“富豪”排行榜。他们倒不是怕受名所累，也不是承受不了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的那份儿别扭，他们的隐富心理,主要基于对自己的同胞的防范意识。基于对时代的不信任，基于对中国前景的变幻莫测的谨慎的看法，基于一种由中国近当代政治所传授给的自我保护的本能。
他们远避媒介。一切从业于媒介的人,以及一切与媒介关系紧密的人,都是他们本能地冷漠对待和小心应付的人。
一般情况下,他们绝不会自愿地在社会上弄出什么响动。
他们也暗中以他们认为适当的方式结交某些肯定有助于他们事业的官员,甚至结交得很深。但平时不会轻易地以自己和某些官员的特殊关系炫耀于人，也不会凡事都加以利用。好比在打扑克的时候,有些人摸到了王牌,往往用其他的牌将王牌遮挡住,还环顾左右,装模作样自言自语地问：“王牌在谁手里了呢？”他们深知王牌的意义，不到关键时刻是不往外甩的。
他们从不在交际方面浪费时间和精力。
他们的商业上的成功,也是一次次不显山不露水的暗中的成功。
他们似乎没有成为中国的什么什么的雄心大志。但是他们的商业眼光比“夸富型”的人们更为准确,商业头脑的反应也更为缜密敏捷。后者们每每什么都想做,但不知道先该做什么，看到别人成功自己嗒然若失望洋兴叹后悔错过了机会；他们却非常清楚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而且果断地悄悄地去做。
对于“富豪排行榜”之类,他们是嗤之以鼻的，深知那一套的不可靠。
他们每年的收入极为可观。而这一点便是他们的自信。做一个实实在在的大笔金钱的拥有者,比做一个全社会都知道的,而又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的“富豪”感觉更好,活得更轻松更潇洒——这便是他们的人生观。
他们往往不运作任何实业。他们往往只有名分上的公司。那类公司一般仅有数人，并且肯定都是他们最信赖的,对他们无比忠诚的,与他们建立起了唇亡齿寒的关系的亲友。而对于他们,有公司的最主要的意义是有账号。有账号金钱利益的获得就成了一件极便利的事。
其实除了他们自己，他们再很难信赖任何人。所以连自认为对他们最忠诚的人,都未必完全清楚他们的“商业秘密”。那秘密是他们的“黑匣子”，大抵是在他们“折戟沉沙”之后才被彻底开启。而其中所暴露的内容,又往往管叫那些自认为对他们最忠诚的人目瞪口呆，内容中肯定包括着他们如何利用对他们最忠诚的人的情节，使后者们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始终“与狼共舞”,悔恨交加。悔之迟矣,恨也白恨。
他们中又有人的公司其实只有他们自己。他们中更有人甚至连公司的名分也不需要。连转账这一金钱的拨付方式都拒绝没商量。他们觉得最万无一失的方式往往是——眼盯着成捆的钱塞入自己的皮箱拎了便走。这情形我们在许多电影中常见到，从前是在外国电影中常见到，如今在国产电影中也屡见不鲜了。当些个中国的编剧们在创作类似情节时,当些个影视策划人以及评论家在认真研究和讨论类似情节的真实性的时候,其实从南到北,这情形正在中国各地发生着。只不过不是发生在摄影机镜头前罢了，只不过交接那塞满了钱的皮箱的双方都非演员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