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所“劫”之“生辰纲”,大抵都是来源于公有体制内的钱。当然他们并不于光天化日之下明火持杖提刀舞棍地“劫”。那是亡命歹徒们的行径。他们与亡命歹徒们不是一路人，不能混为一谈相提并论。他们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他们善于“智取”，最起码也是“文取”。一旦得手,也如晁盖们似的,作鸟兽散,分头隐居起来。一挨风头过去,相安无事,以另一副面孔出现,按各自的不同喜好,从容潇洒地享受各自瓜分到的“胜利果实”。由于往往有贪官污吏参与其中,被收买了存心制造似乎既合理又合法的机会让他们去钻,所以国家的钱明明被“劫”了,往往还糊里巴涂的,搞不清楚“流失”的真正原因。所谓“国有资产流失”这一事实,有相当一部分十几年来是被合理合法地里应外合地“劫”走的。中国太大,国有资产巨细并存,仿佛一个永远也清理不详的没有尽头的仓库,又处在“双轨制”的时代,一忽儿公化私,一忽儿私挂公,分分合合,一部分流失到他们的口袋里,倘无人洞察、无人怀疑、无人举报,“流失”了也就“流失”了。这“一部分”,按照道德评判的尺度是“靠不诚实的劳动”巧取暗攫的；按照法律裁决的条文数额往往是巨大的；按照时代演变的规律,却又不得不承认,乃是发生在一定规则逻辑之内的现象。针对于具体的国营企业和单位,往往是所有脑力和体力劳动者月工资甚至年工资的总和,甚至还要多,但若针对于国家而言,又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
他们的“智谋”,很难在私营企业或外企那儿获得成功。比之国营企业和单位,私营企业主和外企资本家的钱柜是靠比他们更聪明的头脑为锁的。绝不是那么轻易就会为他们打开的。
由于他们大抵没有权势靠山,一旦被法网罩住没有谁会义不容辞想方设法地搭救他们,其下场往往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所以他们都是些心态过敏,看社会看时代看他人的目光极冷的人。这冷中又自有着他们的一套深刻。
他们敌视那些靠权势背景一次次得意而又轻而易举地成功的人。与后者们相比,他们自己的成功带有太大的冒险性和侥幸性，是火中取栗之事。一有机会，他们便以刻毒的话辱骂后者们的娘和祖宗八代。这一种辱骂包含着用文字难以表述的嫉妒和替自己所抱的不平。当然,又只能是背地里的辱骂。因为,他们的存在方式决定了,他们少不了也是要与后者们打交道,互相利用的。在这种时候,他们内心里想要不卑不亢,想要平起平坐,却又办不到。因而,不但暗生自己的气，对后者们内心里的敌视,便又增加了几分。
他们逍遥于法网之外的时候,其实是些完全不被社会所注意的人。他们只能以这样一种存在方式而存在。因为他们一旦被社会所注意,他们的存在方式的实质就暴露于社会了，也就没法儿悠然地存在着了。然而他们中的某些人,其实也是很想引起社会注意并供人们谈论的。对于那些不时在社会上弄出些响动,已然使自己具有了新闻色彩的“富豪”们,他们的嫉妒也是超过于寻常百姓的。他们认为那些“富豪”们才真是本时代的既得利益者们,而自己们并不是。想引起注意引起谈论而不能为不敢为,他们的内心里就不但满怀着嫉妒,满怀着符合他们逻辑的愤世嫉俗,而且经常的状态是颇为寂寞。
在有权势靠山的人们面前他们没法儿摆脱骨子里的自卑,但却一点儿也不给予尊敬。那一种尊敬表现了也是装出来的。在物价一涨心慌意乱的寻常百姓们面前,他们由于自己已经是仅次于“富豪”们的人了而优越无比,但却一点儿也不给予同情。那一种同情变为了行动,目的也不过是为自己体验一份儿快感，与慈善心肠是无关的。
他们虽然不至于也敌视百姓,但看百姓们的不幸遭遇时目光是冷的。他们总在想——我一旦被宣判有罪,甚至拉赴刑场执行枪决,百姓们必是夹道乐观,拍手称快的。
因而他们又常感自己们是本时代的孤儿，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不定哪一天就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所以他们身边总有至少一个不是妻子不是女儿更不可能是母亲的女人与之心心相印,又是那么的合乎人性。
他们中的二流三流人物,亦即刘唐、阮氏三兄弟及白胜式的人物,为了克服自己内心里那份儿孤寂和人生的不安全感,既不但需要至少一个与之心心相印的女人的慰藉,还往往从“中国特色”的黑社会那儿购买关怀。而且,也只有黑社会才卖给他们某种他们所需要的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