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当下最厉害的小说家是张大春。说他是小说家，不仅仅因为他会写小说，还因为他有一套很高明的小说理论。
他讲过一个老上海的好玩故事。有一位安徽五河县人，当年生意做得不小，而且会交际，五湖四海都有朋友。一日他乘火车去上海公干，行前刻意打扮一番——长袍、呢帽、挂链怀表，还带着一只金烟盒。“孰料甫一下车，才掏出烟盒，点上支烟，吞吐了不到三五口，就突然发现：烟盒、怀表、皮夹子全都不翼而飞——他老人家知道：这是着了道儿了。”于是便托熟人找到巡捕房，撂下一番话，大意是久闻上海的扒手有青白眼，被偷之人必有“不够称头”之处，兄弟自问格调不算卑下，不知如何仍不入道上人物法眼，丢钱事小，丢脸事大。如果下手人物能说出兄弟上不了台盘的道理，丢掉的东西可以不要。巡捕限时破案，归案的小偷道：“您老一下火车就露了相了。您老掏出烟来吸，把支烟在那烟盒盖子上打了三下。您老吸的是‘三炮台’，‘三炮台’是上好的烟卷儿，烟丝密实，易着耐吸，不需敲打。可您老打了那三下，足见您老平时吸的不是这种好烟卷儿，恐怕都是些丝松质劣的土烟，手底才改不过来。”安徽人大惭，不好意思讨回贼赃，只能认栽作罢。
故事有趣，张大春后来的解说更有趣。他说他自从听了这个故事后，一直想把它发展成一个短篇小说，或写成长篇小说的一个段落。但十来年了，这个心愿就是不能了。怎么放都觉得不合适，故事原有神采会被抹掉。张大春终于觉悟：这个故事根本不必进入小说。现在人们说的短篇小说也好，长篇小说也好，原非本国所有。我们现在所谓的小说作品，绝大多数只是用汉字所凑成的西方小说。“论体制，论理念，论类型，论结构，论布局，论技术，皆由移植而来。”真正的中国故事穿不了那样的西装。老上海的故事最恰当表达，就是中国的笔记。真正的中国小说是“说话人的书场和仿说话人而写定的章回以及汗牛充栋的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