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鸣的《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三联书店2006年1月第1版）由他的旧书《被调整的目光》扩写而成，起码有半本书是新的。姜兄现在虽然贵为银河证券上海总部的党委书记，依我看那只是他的“外王”事业，他天生是个“内圣”，更合适搞研究做学问谈想法。《天公》一书，不足20万字，至少三项考证足以称道：第一，他推翻了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大克鼎1890年出土的成说；第二，他纠正了张爱玲自述祖父张佩纶“出身河北的一个荒村七家坨”之误，“七家坨”应该是齐家陀；第三，他证明中国近代史上大事件“公车上书”并不存在，“是康有为对历史的一次成功的大欺骗”。
上海博物馆看到姜鸣考证后已改写展览厅内的说明牌。张爱玲早已往生，无法读到姜鸣的指正，自然也没有回应。不过张爱玲对至亲的祖父张佩纶的事迹都不甚了了，她对男人的了解肯定很糟糕，无怪乎她一辈子遇人不淑，嫁过两次都凄惨收场。她一生的错误说不定就是从齐家陀误做七家坨开始。
对康有为巧言令色、言大而夸的“公车上书”，史家多有争论，但立论的优势和考证的优势都在姜鸣一边。其实姜鸣还是相当厚道，对康有为编造历史做了一个相当高调的解释：“康有为不以启蒙思想家为满足，他是属于自负甚高、行动性极强的那类人物，懂得抓舆论宣传、抓上层关系甚至抓武装力量的重要性。手里握着多种方案，为了达到目的，可以随时更换。他善于‘作秀’和‘造势’，有极强的鼓动性，说的和做的常常不是一回事，有种不同于普通思想家的‘霸气’。”
我以为对康有为的要求还应该高一点。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起于民间第一代改革家，写中国改革史，第一人就是他。这些最后推翻皇权礼教传统，取而代之的改革者，考虑到自己将身系天下民心，理应用圣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最不济也要做个贤人。但康有为开启了一个很王八蛋的传统，就是改革可以不择手段，不必在乎公道私德。从此以后的人心大坏，和康有为的关系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