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新礼20多岁的时候，决心学一门“手艺”。农村是需要“手艺”人的，一招鲜吃遍天。他报名参加了临沂的一所机械技校，学习开车、修车。自小喜欢钻研的他，发挥了特长，对车摆弄得很是娴熟。日后他常常自豪地说：“我当时可以把整个拖拉机拆卸开，然后再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安装起来。”
1982年，朱新礼承包了汽车。不经意间，他又创造了一个纪录――他所开的那辆汽车，是整个沂源县农村的第一辆“解放”牌。
凭着高超的驾驶技术和吃苦耐劳的毅力，朱新礼把汽车运输搞得有声有色。承包之后的第一年，他赚了5万多元！到了第二年，他足足赚了20多万元！
在当时的中国农村，“万元户”是整整一代农民的“终极目标”。而此时朱新礼的“身价”，足以顶得上20多个“万元户”！
那可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啊，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能有如此雄厚的家业，是极为罕见的。
然而，抱着小富即安的心态，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关起门来“偷着乐”的生活，绝非朱新礼的追求。他有更大的抱负，有着更宽广的胸怀：“一个人富起来不算什么本事，让周围的乡亲们都跟着沾光，那才叫有能耐！”
1984年，通过车辆承包初露锋芒的朱新礼，在村民们和上级领导的一致举荐下，当选了东里东村村委会主任。不管是自己的家人，还是亲戚朋友，都不赞成他接手这个穷山村的烂摊子：“放着大汽车不开，在这个穷山沟当个村主任能有什么前途呢？”但朱新礼却不这么看。在他看来，恰恰是这个有着800多户人家、3 000多人口、人均不到4分地的小山村，能给他更大的舞台，让他实现那个伟大而极具魄力的“共同富裕”之梦。同时，他要检验一下自己的能耐。
愿望总是美好的，但现实毕竟是现实。在这个四县接壤的东里村，祖祖辈辈都在这片黄土地上辛勤耕耘的乡亲们，除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之外，几乎想不出还有什么方法能够改变穷困的现状，吃得饱、穿得暖就是好日子。大部分人已经习惯了接受命运的安排。
放眼整个中国农村，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六个年头。
6年前的那个冬天，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一群被穷困日子吓怕了的农民，铤而走险地进行了“包产到户”的伟大创举。冒着杀头之罪，订立“攻守同盟”，开始向贫穷、饥饿宣战。一个名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新生事物迅速蔓延神州大地，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举世公认的变化。
但是，这种在某些地方“一包就灵”的崭新机制，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于是，以南方的华西村与北方的大邱庄为代表的另外一个群体，开始探索一种新型的集体经济路线，用一种产业化的眼光去审视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变革。
了解到整个时代的基本背景之后，镜头再回到朱新礼和他领导的东里村中来。像当年充满一腔豪情的热血青年一样，这位新上任的村长，开始了他的“三把火”。
上任之后的第一次村民代表大会上，朱新礼将他想了很久的一个建议郑重地提了出来：“改革开放已经好几年，国家实行承包责任制，政策允许走发家致富之路。我觉得大力发展农副业是一个好出路……我们把所有的地再集中起来，不种粮食了，全部种上葡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