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向总统传递信息的金融顾问名叫亚历山大·萨克斯，他并不认识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但是他和爱因斯坦共同认识《德国经济学家》杂志的主编，爱因斯坦就是通过这位主编传递的这封信。总统金融顾问从来没有想到过这封信可以改变世界，他只是答应了朋友，他认为信守承诺是基本美德。
罗斯福总统倒是不必拘泥什么。把爱因斯坦的信交代给军事助理并批准了“S-1”计划之后，他就把这件事情放在了一边。总统要做的事情多着呢，首先是欧洲，然后是选举。
拯救欧洲：罗斯福只能做，不能说
在欧洲，纳粹空军和装甲师用三周时间吞并了波兰，英国和法国以为——事实上他们希望——希特勒在占领波兰后转而去进攻苏联，所以他们坐视了纳粹对波兰的占领。英、法对德国的“绥靖”让和波兰一样的那些欧洲小国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不知道希特勒的军队是否会在一夜之间成为他们的国家警察。
欧洲大国中，意大利成了纳粹的盟友。见法国已经在纳粹德国的全面进攻下陷于绝境，意大利就拿上匕首，在背后向法国捅上一刀。1940年6月10日，意大利对法国宣战。6月22日，纳粹进入巴黎，法国投降。推行绥靖政策的巴黎本想将祸水东引，未曾想希特勒先捏了法国这个软柿子。84岁的法国陆军元帅菲利普·贝当不失时机地跳出来，在南部的度假胜地维希成立了法西斯的法国新政府。贝当元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但是他当上法国总理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却是向德国投降。
贝当政府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缺席审判抵抗纳粹进攻的戴高乐将军。夏尔·戴高乐是法国坦克部队的司令。巴黎沦陷后，戴高乐飞往英国继续他的抵抗运动。对于那些卖国求荣的叛徒，戴高乐将军显然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当卖国贼煞有介事地审判时，他正坐在伦敦西区的一个公寓里撰写广播稿，号召法国人民坚持抵抗。他说：既然命中注定是同胞，自己必然和法国人民生死与共。在讲话稿中，戴高乐旁敲侧击地呼吁美国支持欧洲对纳粹的战争，“新世界就会拿出所有的一切力量，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
与黑夜茫茫的巴黎比较起来，伦敦也好不到哪里去。9月的一个夜晚，德国派出了1500架飞机飞抵伦敦上空，把440万磅炸弹扔向伦敦的大街小巷。始建于1123年的圣玛丽教堂价值连城的彩色玻璃被震碎，白金汉宫也被五枚炸弹命中。风景如画的剑桥小镇，在纳粹的轰炸中成了人间炼狱。剑桥大学的莘莘学子除了用最时髦的词语谴责法西斯之外，似乎也没有更多的建树。1940年的这个夏天，除了对美国人的幻想之外，英国只剩下三样东西：皇家空军的勇气、丘吉尔发誓抵抗的声音，以及莎士比亚的一句遗言：“我们英国从来不曾跪倒在征服者的脚下，将来也不会。”
在连接欧亚大陆的地中海之滨，希腊已经被纳粹征服。这个人类文明最早发源地之一的神奇大陆，留给世界最悲情的一幕是：一名德国军官下令，叫一个希腊士兵把蓝白两色的希腊国旗从阿克波利斯古城上降下来。遵照办理的士兵爬上100多米高的城墙，将国旗裹在自己的身体上，然后从城墙上纵身跃下，黯然死去。
这样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里，远离战场的美国是否能够独善其身，成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不同答案，把美国民众分成截然不同的两派：孤立派和干涉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