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保尔森简直成了“空中飞人”，他频繁地来往于北京、上海和纽约之间，与相关部门洽谈。中国政府也希望通过引进经验丰富的专业机构，对混沌初开的资本市场进行规范和引导。于是，高盛最终顺理成章地进入内地，不久，也在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建立了分支机构。
北京代表处开业之日，45岁的保尔森站在辉煌的人民大会堂，激动万分，这是高盛正式进入中国的第一天。此后的十几年间，这家金融公司与中国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上演一出出发人深省的商业大戏。
3第一笔大生意保尔森并不孤独，与他一同去东方的，还有为数众多的海外投资者。
那时候，亚洲经济实在太令人着迷了。依靠廉价劳动力出口作牵引，亚洲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被公认为新千年巨大的新兴市场，吸引了大批海外资本，成为世界经济的一大热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继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之后，东南亚的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四个国家经济突飞猛进，成为新一代新型工业经济体。相比前者，它们通常被称作“亚洲四小虎”，成为引领东南亚经济起飞的一股新兴力量。
除了制造业，开放的金融市场也令人目眩神迷： 股市一路飘红，外汇形势大好，经济指标好得无以复加。人们没有理由不乐观。泰国修建起宽敞明亮却空无一人的办公大楼，男人们整天叫嚷着买梅赛德斯奔驰，女人们则陶醉于外国时装品牌的包围中。
尽管如此，但在许多经济学者看来，这种繁荣却是不可持久的。1994年，保罗?克鲁格曼通过经济学分析，指出“亚洲奇迹仅仅是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投入带来的”，因此“不可持续”。这似乎在警告美国投资者注意亚洲大陆暗藏的风险。
无论是摩根士丹利，还是高盛，对此都未予理会。狂热之下，它们已经被中国吸引住了。
20世纪70年代的并购与反并购“阵地战”中，摩根士丹利与高盛是一对生死冤家。如今，面对气象万千的中国市场，它们在行动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两家公司均在京沪设立代表处；不久，又不约而同地盯上了同一家中国公司： 平安保险。
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地，公司如鸿毛遍地，但要找到一家真正具有投资价值且适合投资的公司仍是一件难事。
那时候，中国企业不外乎三种形式： 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红帽子”企业。当时国有企业已经成为一个沉重话题，多数濒临破产，江河日下；民营企业渺小、杂乱、无秩序，虽风生水起，多半也在乱打乱撞，并不能引起外国投资人的兴趣；创业最盛的中关村，日后名声大噪的那些民营科技企业多数还在摸索门路；“红帽子”企业尽管红火，但外国人对产权问题向来敏感，自然不会轻易投资。
这样筛选下来，能够打动高盛的企业寥寥无几。
平安保险或许是个意外。这家成立六年的公司由中国工商银行、深圳招商局蛇口工业园区分别持股49%和51%，形式上仍然是一家国有企业，但它已经开始尝试股份制，几个管理者也有意把平安发展成一家公众公司。
公司创办者袁庚是这个计划的发动人。他阅历丰富，当过兵，打过仗，新中国成立后一度从政，视野开阔，思路开放。在国外考察中，他很早就窥见市场经济的精髓，主张引入多种股份形式，推行董事会制度。
保险业对资本依存度较高，在缺少持续资金的情况下，股份制的确是一条活路。
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项明显带有“自由经济”色彩的举动令平安保险显得过于另类。股东、董事会等概念尚属新鲜事物，真正能理解的人寥寥无几，而且国有股东也不想放权。因此，最初几年，这个架构一直难以推行。
平安保险成立之初，资金匮乏，总收入不过418万元人民币，利润也只有190万元人民币。对于保险公司来说，这组数字显得过于寒酸。尽管利润有限，股东在分红问题上还是产生了争执。与当时大多数股份制企业情形相似，平安的几个大股东过多考虑短期利益，主张多分红，由于话语权有限，企业管理者“留下资金，长远发展”的想法无法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