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缺少后续资金，平安保险不得不依靠“老大哥”中国人民保险。按照当时规定，所有分保都给人保。有一次，平安保险承保的远洋船发生碰撞事故，需要赔付1600万美元，公司几乎耗尽所有资本才勉强赔付完。根据分保规定，赔付两周之后，人保需要给平安保险95%的资金。但因为种种原因，平安保险无法按时拿到这笔资金。
这件事对平安保险内部震动极大，更加坚定了袁庚推行股份制的决心。
据时任平安保险总经理的马明哲回忆，此事不久，袁庚要求手下尽可能“拉多个股份进来”。马明哲是一个头脑灵活的实干家，他想到了财大气粗的中国远洋，因为“它有运输保险”。但当平安过去谈判时，发现对方根本看不上这家小公司：“我一条船就能把你‘砸’了”。
马明哲不死心，几经协商，终于拉来中国远洋、深圳市财政局、员工合股基金等新生力量，从此大金融概念在他的头脑中一步步演化，最终奠定了平安保险的全球融资战略。
1992年，保险业成为最先对外开放的金融领域。当年，美国友邦保险在上海设立中国营业部，随后几年，保险公司蜂拥而入，合资、外资企业遍地开花。这意味着，平安保险不仅要同人保博弈，还要与海外巨头竞争。
资金一直是平安保险的软肋。老股东拒绝增资，而且由于门槛的限制，平安保险不能到社会上融资。马明哲与袁庚商议：“能不能引进外资？”袁庚深谙平安保险体制上的缺陷，在他看来，如果不能通过市场化手段引入外部投资者，不能让管理层的利益与公司、股东的利益相结合，平安保险很难走出体制桎梏。
袁庚支持马明哲推行“股权结构调整”，为了表示决心，他把大权交给马明哲，自己主动退出管理层，只担任名誉董事长。用他自己的话说：“坐镇平安，保护这家新兴企业体制不变”。
改革开放春风激荡的大环境给马明哲提供了实现夙愿的机会。
1993年5月，深圳市政府为招商引资，搭建了一个“荔枝节”的平台，邀请中外企业到本土品荔枝，考察投资环境。利用这个机会，马明哲认识了摩根士丹利亚洲负责人保罗?希尔和高盛的一个执行董事亨利?康奈尔。
亨利?康奈尔是高盛元老，1984年加入高盛，自1988年开始担任亚洲直接投资部负责人，一直居住在香港。因工作之故，经常进出内地。
作为一个投资人，亨利?康奈尔密切关注着中国的发展，自称“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在他看来，“投资是一个长期的马拉松式的赛跑”，应该按照这种理念来投资，而不是做短线投资或短线投机。
在与马明哲接触之前，亨利?康奈尔多次前往内地，考察投资环境。在他的主持下，高盛先后投资广西玉柴动力、上海的一个冰淇淋厂和北京东方广场等三个项目。因为对政策存在顾虑，这些项目都只是“试水”，并不敢大笔投资，最大金额只有500万美元。
1993年夏天，听完马明哲的介绍后，亨利?康奈尔对内地保险业兴趣陡增，决定来一次大手笔。保罗?希尔也不肯放弃这个好机会，在马明哲的协调下，高盛与摩根士丹利牵起手来，共同合作。
同行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协作，面对共同的利益，高盛与摩根士丹利走到了一起。尽管大多数时候，两家公司互不相让，但至少在平安保险的项目上，他们表现出相似的合作诚意。
看起来，他们对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志在必得，而平安保险则是进入中国的试金石。
1994年前后，谈判开始，高盛与摩根士丹利在投资方面保持了同样的谨慎。他们提出四点合作要求： 第一，满足国际公司管理标准，对董事会和管理层进行监管；第二，聘请国际会计师进行审计，依照国际会计准则做财务报表；第三，制订非常清晰的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奖罚分明；第四，重要岗位必须聘请有国际经验的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