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晨兴理荒秽”，表面看是纪实。但“荒秽”一词来自杨诗，按张晏说指朝政荒乱，“理荒秽”三字就成了一句重话，不只是除草护苗那个表面的意思，而相当于拨乱反正的说法。作者看来，社会的混乱是由于人们放弃了农业这个根本而无谓地争斗，是长期战乱导致了田园的荒芜和生产力的破坏。而“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解决温饱才是硬道理，发展生产才是硬道理。这也表明，作者认为生当乱世，洁身自好躬耕田园，不失为一种可取的选择。倡导自食其力的生活方式，不失为救治“荒秽”的一帖良药。
“带月荷锄归”一句是神来之笔。起早归晚，劳动是辛苦的，然而人的心情却是充实的。“种豆得豆”，劳动不但收获豆子，还收获愉快。诗中人的愉快不是直接说出的，而是通过“带月”二字流露出的。诗中的“带月”，和所谓“披星戴月”的“戴月”，同音而一字之差，意味有着微妙不同。“戴月”，只是说头顶月光，说了一个事实；“带月”，却是说月亮和人做伴，不仅说了事实，还说出一种心境。有一首儿歌这样唱道：“月亮走，我也走，我和月亮手牵手。”表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田园与山水的和谐，充满诗味，很有意境。所谓神来之笔，是一种美的发现，是不可传授的。
当然，“理荒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这是要付出代价的。“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既是农村生活的写照，又是一个象征。走在长满杂草的山间小道上，不免被夜露打湿衣裳。是写照，所以亲切。又是象征，所以耐味。象征什么呢，象征归田所付出的代价。而这样的代价，比起参加劳动的收获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作者是心甘情愿的，所以结尾说：“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由于陶渊明这样一说，“衣沾”或“沾衣”这一措语，也就具有了一种象征性。唐人张旭《山行留客》诗云：“山光物态弄春晖，莫为轻阴便拟归。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诗人告诉朋友说，要得到游山的乐趣，怎么能够害怕打湿衣裳呢？套用马克思的话说，只有在那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怕露水打湿衣裳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于是读者看到，陶渊明《归园田居》的象征意蕴，部分来自沿用杨恽诗的措语从而包含了杨恽的某些诗意；张旭《山行留客》的象征意蕴，又部分来自沿用陶诗的措语从而包含了陶渊明的某些诗意。所以古典诗词的浅貌深衷，与其措语部分地具有来历这一事实，是紧密相关的。
【按语】
不知道“种豆”二句和“荒秽”一词来自杨恽诗，对这首诗你就只能读到一个很浅的层面。而知道了张旭《山行留客》的“沾衣”的措语，来自这首诗，则张诗读起来就多一重意味。
入朝洛堤步月（唐）上官仪
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
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
这首诗是上官仪高宗朝为相时，在东都洛阳于早朝的途中写成的。什么是早朝呢？简单说，这是古代宫廷的一种上早班的制度。唐代立国之初，百官早朝并没有待漏院可供休息，必须在破晓前赶到皇城外等候。东都洛阳的皇城依傍洛水，城门外是天津桥。天津桥入夜落锁，断绝交通，到天明才开锁放行。放行之前，百官都在洛堤上等候，宰相便是他们的领队。
早朝是勤政的体现，宰相的地位特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他，在“入朝洛堤步月”的途中心境应该是复杂的。怎么说呢？使命感、责任感、辛勤感、自豪感和荣誉感并存吧。
“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这两句写半夜入朝的情景。“川流”指洛水，“长洲”指洛堤。这应该是下半月的情景，只有这样的日子，才会有“步月”之事。月光相伴，诗人的兴致就比平时为高。想一想，如果是月黑夜，或雨夜，诗就多半写不成了。“驱马”二字，当然有辛苦的感觉。“广川流”的“广”字、“长洲”的“长”字一方面也助长了辛苦的感觉，另一方面，又表现诗人胸襟的开阔。而“脉脉”二字，来自古诗的“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迢迢牵牛星》）。有人说，这是以男女喻君臣，暗示皇帝对自己的信任。那么，其中包含着的自豪感和荣誉感，也是不言而喻的了。
“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这两句是紧扣月色的写景——月色、秋风都是实有的，“鹊飞”可能是由鸟声引起的想象，“蝉噪”则比较出人意外，细考则语出有自。所以，这两句又不仅仅是写景。曹操诗云：“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短歌行》）为“鹊飞”句所本。而曹操原诗是有为相者思慕贤才之意的，所以他下文还有“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而上官仪的地位，正决定了他的心情，与曹操是相通的。所以“鹊飞山月曙”不仅仅是写景，也是抒怀——抒发宰相登明选公、执政治世的情怀。陈代诗人张正见诗云：“寒蝉噪杨柳，朔吹犯梧桐。……还因摇落处，寂寞尽秋风。”（《赋得寒树晚蝉疏》）为“蝉噪”句所本。而张诗原意有讽喻寒士失意不平之意，而这种情况在任何时代都有，唐初概莫能外，上官仪用诗句表明，作为宰相，他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发现问题才谈得上解决问题，言下就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