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病致妍
闻一多曾经将格律体诗歌创作比作戴着脚镣跳舞。古典诗词基本是格律化的。即使在近体诗诞生之前,诗歌亦以齐言为主,普遍用韵;近体诗产生之后,骈偶和声律(平仄)的讲求尤为严格。而前人的诗词创作,与其说是不自由的,不如说是从必然中求得自由的。这就使诗歌与散文在写作上有某些特别的现象。
诗词中同义词范围较散文为宽。比方说,散文中“船”的同义词。便是“舟”和带有“舟”这个偏旁部首的一些词,而“帆”、“桡”、“桨”等等,只不过是船体之部分的名称,一般不能用来代“船”。在诗词中,这种借代不但可行,而且是大量运用的。如“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王湾《次北固山下》),“唱桡欲过平阳戍,守吏相呼问姓名”(元结《欸乃曲》),“横塘双桨去如飞,何处豪家强载归”(吴伟业《圆圆曲》)等等,其中“帆”、“桡”、“桨”均用如“船”的同义词了。又如“年”的同义词,在散文
中有“载”、“岁”、“秋”等等,但如“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刘皂《旅次朔方》),“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苏轼《西江月》)中“霜”、“凉”等字亦作“年”的同义词假用,便只能是诗词中所有的特殊现象了。
这些同义字的运用,也许原本是出于平仄黏对及押韵的考虑,有时是不得已而用之,但实际效果远非如此消极。撇开韵脚配合不谈,“风正一帆悬”所传达的一帆风顺的意境,就比写作“风正一船行”要好得远;江上有白帆给人的印象更为鲜明而优美,它那竖直的形体与大江的平面对比,相得益彰,表现出极宽阔的空间感,也无可替代。“客舍并州已十霜”的“霜”字所强调出的人生几度星霜的兴叹意味,若改成“年”字便没有了,而是成了纯客观的时间观念。同时“霜”字还表明作诗时是在当年的秋冬之交。这样,本来是出以必然的考虑,结果反而获得了自由,或增加了语汇的形象性,或丰富了诗词的意蕴,可以说是因病致妍了。
至于借代字和“妆点字面”,如以“金波”代月亮,以“银海”代雪景,以“芙蓉”代羽帐,以“玉箸”代眼泪,以“菱花”代铜镜等等,尤有妙用。周汝昌先生在《宋百家词选注》序中讲过一番通达的话,大有助于诗词鉴赏:
如果你在咏梅词中见了“红萼”二字,不必认为“萼”真是植物学上定义的那个部分,它其实是因为此处必须用入声,故尔以“萼”代“花”。你看见大晏词“晚花红步落庭莎”,不必认为晏先生院里真是种的莎草,其实不过因为“草”是上声,不能在此协律押韵。这种例子多极了,难以尽列。由于“地”是仄声,所以有时必须考虑运用“川”、“原”、“沙”……这些字(平川、平沙,其实就是说平地而已)。
然而艺术这个东西是奇怪的,说以“萼”代“花”,以“蟾”代“月”,原是由于音律而致,但是一经改换,马上比原来的用意增出了新的色彩和意味来。所以关系又不是单方面的。由这里可以看见炼字、选词的异常复杂的内涵因素。王国维提出作词写景抒情,病在于“隔”,凡好的词都是不隔的。这道理基本上应该说是对的,但事情也很难执一而论百。周邦彦写元宵佳节有一句“桂华流瓦”,批评意见是说这境界满好,可惜以桂花代月,便觉“隔”了。不过,看不到“桂”字引起的“广寒桂树”的美丽想象,看不到“华”字引起的“月华”境界联想,看不到“流”字引起的“月穆穆以金波”的妙语出典,那就会要求艺术家放弃一切艺术思维,而只说大白话。
诗词语汇“无一字无来历”的现象,只是问题的一面,而另一方面,习惯亦是诗歌的大敌,创新的问题,即使在诗词语汇方面,也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值得注意的问题,在这方面,诗歌比散文表现得似乎更为突出。
散文的词句最忌生造,在诗中,生造词句当然也不好,但诗人可以创造一些,要做到新而不生,其间分寸应由诗人自己掌握。例如李商隐《无题》:“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蜡灯”,一般只说“蜡烛”,这里说成“蜡灯”是为了适合平仄,读者并不觉得他是生造。(王力《略论语言的形式美》)
马双喜书
不善押韵的人,往往为韵所困,有时不免凑韵。善于押韵的人正相反,他能出奇制胜,不但韵用得很自然,而且因利乘便,就借这个韵脚来显示立意的清新。……李商隐在他的《锦瑟》诗中用了蓝田种玉的典故,如果直说种玉,句子该多么平庸呵!由于诗是先押韵的,他忽然悟出一个“玉生烟”来,不但韵脚问题解决了,不平凡的诗句也造成了。(同上)
明代戚继光《盘山绝顶》诗云:“但使雕戈销杀气,未妨白发老边才”,句中以“边才”代称边人即征夫,乃是为了押韵的缘故,读者亦不觉得他是生造。反而觉这个新辞另有一层人才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