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惨案”发生后，由张作霖主政的北洋政府亦大受震动。当日军在济南与北伐军大打出手时，奉军并未乘势而上，而是选择了迅速撤出山东。
当时在北洋军人中带有一个倾向性的意见是，不能再打下去了，大家你斗我，我斗你，最后只会让日本从中渔利（“国内政争致外人乘隙，辱我孰甚”），应该采取的办法是“速息内争，一致对外”。
可是北方说喊停，要是南方仍不罢休怎么办呢？
不管它，我们未战就先赢得了“公理”，到时候即使出关也有面子了。
这一意见首先得到了在河北前线负责军事的杨宇霆、张学良的支持，不过他们提出，为免过度剌激日本人，最好不要公开提“对外”这两个字（“万勿倡言对外，致激日方之反噬”）。
老大张作霖深以为然，拍案定调：就这么办！
民国十七年（1928年）５月９日，张作霖主持的北京政府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息兵”，同时命令前线奉军后撤，以便让南京政府能够腾出空来对付日本人。
日子是老张特地选的，十三年前的这一天，袁世凯被迫接受了“二十一条”，从此它就成了中国的国耻日（即“五九国耻”）。老张的用意再明显不过，他要用此举来为北洋军人正名，洗刷过往之耻。
由于通电里没有“对外”这一条，当时日本政府只是认为张作霖在关内扛不住了，便又动起了趁火打劫的念头，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老张答应“满蒙新五路”。
提起这个事情，还说来话长。
在张作霖入关后，趁着他不在奉天，日本驻奉总领事吉田茂曾找到奉天省长，要求东北方面立即停止自筑铁路，实在要筑也行，那得借他的款，受他的制约。
要是我不干呢？
那就对不起了，我的南满铁路就再不会帮你运一个兵。
老张从奉天省长那里接到报告后，大怒：你不让我自筑，我偏要自筑。
见总领事碰了壁，田中以为是规格还不够，就又派日本公使芳泽谦吉上场。芳泽走的是正规渠道，他向张作霖提交了一份“满蒙觉书”（也就是满蒙备忘录），要求老张对满蒙“一切悬案”来个一揽子解决。
老张哼了一声，我现在是全国大元帅，管的是全国的事，满蒙属于地方，你应该找地方办理才对。
芳泽脑子死，他回来后，还傻乎乎地真准备去找奉天省交涉。没想到这次人家省长都没用露面，群众就把芳泽给吓跑了——奉天爆发了2万人的反日示威大游行。
用爱国运动来对日方施加压力，那也是老袁在世时就用过的招数。
吉田和芳泽两个人都铩羽而归，把一个人急得顿足大叫：你们一个太急躁，一个太笨蛋，还是看我的吧。
此人是满铁（南满铁路公司）总裁山本条太郎。
满铁有政治机关的性质，但外面打的招牌就是一个?经营机构。有了这个面具作掩护，山本便采取了“人性化”交流手法，派多年在张作霖身边做顾问的两个人去进行“秘室交谈”。
两个日本顾问带去的就是“满蒙新五路”方案，也就是由日本借款给中方，以便取得五条铁路的修筑和控制权。
为什么叫“新五路”呢？因为原先袁世凯和日本政府签过好几个“满蒙五路”或者“满蒙四路”方案，但从老袁开始，北洋政府的头头脑脑们就萧规曹随，一个比一个赖皮，实际上半条路也没筑成。
轮到张作霖成了“东北王”，日本就跳过北京政府和老张谈。老张很清楚，如果他不答应这些条件，就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于是就同意开工。可是让日本人始料不及的是，老张仍然采取了和当年袁世凯别无二致的做法，这边答应你筑路，那边他自己也筑路，而且好几条还与南满铁路成“平行线”，等于抵消了满铁的作用，同时使后者在经济竞争中也失去了原有的垄断地位。
日本政府为此气得要死，所以才要威胁东北方面停止自筑铁路。
“满蒙新五路”实际来源于参谋本部提出的方案，最初是准备今后与苏联在北满会战时进行军事输送用的，因此其范围大大超出了“旧五路”，用张作霖的话说，等于是在东北放炸弹。
尽管你们笑着跟我说话?这字我还是不能签。
其中的一个日本顾问，就用站在老张立场上讲话的口气威胁他：大帅，还是先答应一下吧，我们那边的军人一个个都凶狠跋扈得很，你不合作，他们会去帮助你的南方敌人的。
这句话很见份量。其实老张也知道这两个“密友”是带着日本政府的使命来的，他们说的话就意味着政府在下最后通牒。
当时北洋势力已处于明显的劣势，第一次北伐虽未取得最后成功，却把直系的吴佩孚干倒了，皖系的孙传芳也岌岌可危，南方政府已得半壁天下，而原先北洋的三架马车，现在只剩下奉系一股。虽然第二次北伐还没开始，但也已?是箭在弦上的事情。自己如果再跟日本人硬来，袁世凯就是前车之鉴。
山本这次没有光派两张嘴，还有一张500万元的支票。只要答应签字，那张支票就是张作霖的，而这笔钱对于内外交困的北京政府来说，自然也等于救命的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