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见证与人性的见证 ――读李彦的《 红浮萍 》
刘再复
（一）
刚到马里兰，剑梅就把李彦小说的中文打印稿交给我，说：“这部小说的英文版已在十几年前推出，读者反应很好，这部中文稿是作者自己译写出来的。”使用“译写”这一概念，还是比较准确的。尽管是翻译自己的作品，但翻译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再写作再创作的过程。这之前，剑梅就通过电话告诉我，李彦是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教授，也是该校的孔子学院的院长，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的研究生，还听过我的课。经剑梅一说，除了“出处”使我有亲切感之外，就是立即明白，这又是一个产生于现代文化大摇篮的“两栖性”生命：身兼中与西、土与洋、学者与作家、英语写作与汉语写作。对于这种又教书又研究又创作的“三头六臂”的现代知识女性，我比较敬重，知道这其中包含着怎样的辛勤汗水与灵魂活力。但是，对于学者从事小说创作，我总是心存疑虑，怕他们落入车尔尼雪夫斯基似的理性陷阱。这位俄国思想家与批评家的思想是杰出的，但他的小说《 怎么办 》则只是社会问题的形象转述，完全是失败之作。李彦毕竟是学院中人，她会写得怎样呢？看看再说吧。
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我把小说一口气读下来了。三十万字的阅读之旅，中间没有逗留过，没有疲倦过。读完后我惊喜不已，对剑梅说，李彦很了不起，她没有辜负大时代的养育。这部小说成功了。这是一部紧贴现实、紧贴中国大地，既见证历史又见证人性的精彩作品。我虽然也是个学人，但审美判断时不从概念理念出发，只从艺术感觉出发。读《 红浮萍 》，我的感觉很好，无论是对其叙事语言的感觉，还是对其精神内涵的感觉。
（二）
《 红浮萍 》是一部自叙性的小说。叙述者“平”，被作者界定为加拿大一位上层社会孤身老太太的“小保姆”，家中除了她和老太太之外，还有一只名叫“麦克”的狼犬和一个名叫“乔治”的老园丁。“平”是个机灵鬼，她除了打工赚钱之外，还偷闲读书写作。这部小说正是她在偷闲中写出来的。这一设计是很聪明的。如果叙述主体界定为等同作者的现实主体，让一个学者、教授来讲述主人公的身世和家族故事，势必过于理性，过于学院气，也极易落入“谴责小说”的模式，进入不了人性深层。但作者没有选择这种写法。她大约意识到，她要展示的是一部很重的中国当代生存和心灵层面上磨难与奋进的历史，可是，作为一个作家，不能充当政治和道德裁判者，也不能充当伤痛的抚摸者与控诉者，而只能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与呈现者。于是，她选择一种“以轻驭重”的写法，扬弃“教授学者”这类太重的符号，而用一个与世无争的边缘人的疏离角色作为叙事主体。由她把故事款款道来，自然、真实、准确，沉重中放入冷静，质朴中放入深邃，在叙述中尽管充满泪水，但读者与作者一样，不会被泪水所淹没，仍然在哀伤中保持一双冷观的眼睛。叙述者是充分感性的，文本中也溢满悲情，但只是悲情，并非怒吼。所有的哀伤、叩问、怀疑、思索，都化作平静平实的讲述。震撼我们的，正是作者如实呈现历史真实时的自然汹涌的情感力量。然而，叙述者毕竟与那个时代拉开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写作的位置站立在地球的另一个边缘，因此，这种情感力量也显得更内在、更实在，没有矫情，也没有空洞的呐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