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就考虑过了，一动不如一静。我估计，蒋介石是无可奈何我的。”
“那……明天我怎么回答他？”
“我再写一封回信。”
张治中于元月底回到兰州，就决心不再离开。整个大局形势都使他心灰意懒，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他觉得，国民党已经山穷水尽，全局无望不如退保西北。他 甚至打电报给李宗仁，辞去了“和谈代表”的身份。他想率领西北走和平道路。对新疆他有相当把握，但对宁夏、青海的二马就感到棘手，对甘肃也得下工夫。
李宗仁不断地来电话、电报，催张治中回南京，并且说邵力子已经辞去了首席和谈代表，此职务非他莫属。朋友们也劝他说：“不管和谈成与不成，你既然一贯主 和，现在国共双方都愿意谈和，你就不应该置身事外。”张治中基于自己二十多年对和平的痴心妄想，觉得虽然目前和的可能性很小，但也还有万分之一的希望。 经过慎重考虑，他接受了李宗仁的邀请。
1949年2月20日下午4点，南京的气候异常恶劣，天上下着蒙蒙细雨，天空中布满了灰黑色的云，云层很低，能见度只有二百公尺。张治中乘坐的飞机在南京上空盘 旋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平安降落。走下飞机，张治中见到了前来迎接的何应钦、白崇禧等人。
“文白兄，”白崇禧笑着说，“我听到空中飞机的声音盘旋了半小时之久，尚在为你祷告平安哩！”
1949年2月22日下午2点，毛泽东正在西柏坡办公室批阅文电，周恩来进来了。
“主席，傅作义和邓宝珊已经到了，住在后沟招待所。他们要来看你。”
“他们是客，远道而来，我去看他们。”毛泽东说着站了起来。
“那我先去通知一下。”周恩来急急忙忙地走了。
周西林开着摇摇晃晃的吉普车，车上坐着毛泽东和李银桥。没走多会儿，就到了后沟，傅作义、邓宝珊和周恩来已经等候在招待所的门口。吉普车停了，毛泽东刚 一迈下车，身材与毛泽东同样魁梧的傅作义已经迈着大步走到他跟前来了，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毛主席，我有罪！”傅作义低着头，说得很沉痛。
“傅将军，你有功！”毛泽东说得很恳切，“谢谢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你的！”
大家走进招待所朴素的会客室，在沙发上坐下了。
“北平和平解放，避免了人民的损失、文物的破坏，也避免了双方官兵的伤亡，傅将军带了一个好头哇！”毛泽东抽着烟说，“我军很快就要打到江南去了，估计 这样的事情不会少。”
“我们正在筹备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北平解放了，就能在北平召开了，不少民主人士都准备参加。”周恩来说，“我们希望傅将军和邓将军，都能来参加这个 会议。”
“我们哪有资格？”傅作义感慨地说，“戴罪之身，岂敢妄想啊！”
“傅将军不必多虑，北平和平解放，你是功臣哪！”周恩来说。
“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毛泽东笑着说，“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过去，我盲目崇拜蒋介石。后来才认识到，不能再跟着他走下去了。”傅作义说。
当天，毛泽东、周恩来还会见了上海和平代表团的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冷御秋，就和平谈判、南北通航通邮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
1949年2月25日晚，李宗仁在南京傅厚岗69号自己公馆的客厅里，接见了曾经在他身边工作，后来又转到白崇禧身边当参议的刘仲容。
刘仲容46岁，湖南益阳人。1925年至1929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在冯玉祥部任处长，在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部任参议。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参与筹组中国 民主革命同盟，任常委。1945年任国民党政府外事局专员。
“德公，健公派我前往北方，同中共当局洽谈和谈问题。我要先去上海，与中共地下组织接洽北上的途径。”
“好，健生的电报我已收到了，我完全同意他的打算。我这个代理总统，担子重大，当务之急就是同共产党和谈，现在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啦！”
“德公还有什么吩咐？”
“噢，对啦，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已经从北平回来了，颜惠庆还带来了毛泽东的口信，欢迎你去，说你是‘桂系的亲信，又是中共的朋友’。我们认为派你去北方 是合适的。”
刘仲容不但是李宗仁、白崇禧的亲信，还是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小民革”的秘密成员，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这后一层关系，李宗仁、白崇禧并不知道。
到了上海，刘仲容住进了国际饭店，通过“小民革”与中共地下组织接头。吴克坚穿着长袍，戴着礼帽，当天晚上8点就来到了他住的房间。
“仲容同志，你好哇！什么事？”
“李宗仁、白崇禧派我去北方接洽和谈的事，请你转告中共中央。”
“好，你等着回信儿吧。”
吴克坚戴上礼帽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