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语言上，索拉以往最擅长当代口语加都市幽默，这次却根据题材做了大胆尝试，与随机应变的结构相对应，语言风格也随故事发展步步演变。起首说古，文白相间，洗练简约，用大量对仗短句，时有《 山海经 》、《 搜神记 》之清韵。后面话今，便渐次变体为现代白话，绵长细致，对话及心理侧写增多，颇得明清直至当代小说的娓娓世俗之调。当中插入的谣曲、戏仿的小诗，又各依人物身份年代及体裁编制，亦庄亦谐，惟妙惟肖，不动声色之间充满机锋。看得我边笑边叹：这家伙真是天生的小说家！
多重视角的享受
索拉这结构、语言资源及选材上的蜕变，我相信与她离开母语环境直接相关。作家离家出走或去国远行，视野里的那个家那个国由于有了距离，必定会出现不同的景象。这时候再问“我是谁？”“我自何处来？”将母语、故人、民族文化都变了“客体”来研究，反倒可能真的有了一种“客观”――当然，从乡土的角度讲，这个结果一般被称为“隔”、“异化”。索拉早期小说中的叙述者是个身份固定的“我”，一位住在北京的有波西米亚倾向的青年艺术家。那时虽然人物变换，却常像是作者使了分身术，扮出不同的脸说不同的话，但声音腔调是同一个，因为作者永远身在其中。那时她的题目基本上是“我和北京”，从北京“向外看”时加进一点想像的“西方”。我、北京、西方，三者之间关系明快直截。
后来在伦敦写的《 混沌加哩格楞 》，叙述者的声音和视角开始出现分裂，人物、语言的“回头看”也初露微兆，其中首次引入、改制中国传统戏曲。但那是个过渡之作。到了《 大继家的小故事 》，叙述者才真正有了多种声音多重视角，穿行于不同角色之间时显得游刃有余，对所写的众多对象和“民族”、“历史”有了反身观照的自信与复杂。语言上对传统的借鉴与再创造也更为大张旗鼓，更为从容娴熟。这是成熟突破之作。顺便说一句，索拉做音乐似乎也有类似的历程。看上去是“东――西――东”，走的却并不是一个圆圈。音乐与写作彼此影响，结果是两者都更成熟、更专业、更丰富了。
索拉住在北京写当下，住在伦敦写“文革”，住在纽约写《 聊斋 》，似乎是愈写愈远、愈旧。其实是愈写愈开阔、愈深入。这本小说题材是中国（ “西方”的直接出现仅限于引用《 圣经 》铺下的隐喻及一位传教士 ）态度却不是乡土的民族的怀旧的。
书近结束，大岛神秘地消失了，似乎是“历史的终结”。但《 尾声 》里，大继家族的人却又从美国洛杉矶冒了出来，继家原本是外族，这书描写了大汉民族对它的兼并消融。然后呢？
应该还有精彩的下篇。我等着。
1999年10月10日于香港薄扶林道西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