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里出来之前，我一直过着相对稳定而优裕的生活。子午山是个富裕地方，子午河川的土地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即使在战乱年头，除掉捐税和临时征调，橱柜里总是有多余的煎饼。除非万不得已，我们很少去当兵。每逢荒年，人们总爱去我们那一带乞讨，我见过别人的苦难生活，而我自己从未亲身经历过苦难的磨练，我缺乏面对现实生活的能力。尽管我念到初中毕业，在子午川也算个文化人，但我发现我对数字不敏感，这个缺陷使我的第一次远行很快便陷入窘境。如果从开始就好好计划，起码现在我不至于住在这条破船里。住旅店的时候，我还可以从古人的情怀里得到慰藉，吃过烧饼躺在床上，不时便会冒出什么“旅人”或“游子”的念头，坦率说，某些时候我挺惬意的。可现在，当我真的流落街头，我发现原先那些浪漫的念头竟如此脆弱，两顿饭饿过来，再没什么“诗意”了。
在等待回信的日子里，我带来的那些书帮了我，使我不至于太无聊。经程天佩同意，我的铺位已经搬到北面，和他紧挨着。这里光线要好一些，舷梯口的阳光上午照在西面的舱壁上，下午又照在东面的舱壁上，充足的光线给了我阅读的好心情，那些日子我频频光顾伯爵的庄园或是贵夫人的沙龙，在啃着烧土豆的时候，我参加了数不清的宴会和舞会。为了感谢程天佩的关照，我把整本的《 聊斋志异 》译成白话讲给他听，我和我的同乡蒲老先生串通起来，很快把这个骄傲的小家伙蛊惑了。有一回我散步（这是我在学生时代养成的好习惯）回来，发现他竟拿着我的《 聊斋 》在看。我说你上过学吗？“上过两年，”他合上书说，“这本书看不懂。”
“其他的书能看懂吗？”我把李青崖先生译的莫泊桑小说选集递给他。
他翻了一下，说：“勉强能看，就是觉得没什么意思。”他望望铺上的《 聊斋 》，“你学问真大，什么时候我能看懂这本书就好了。”
我说：“你真该上学，为什么不念书了？”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他笑嘻嘻说，“念书的时候早过去了，教书还差不多。”
“对不起，”我说，“忘了你都十八了。”
“‘扪虱’是什么意思？”他看看我，再看看《 聊斋 》。
我说就是在身上摸虱子，是古时候文人的一个癖好，边谈学问边从身上摸几个虱子出来掐了，被认为是一件挺体面的事。他把手伸到衣服里面，在腋下鼓捣着，一会儿便捏了一个虱子出来。他把虱子放到掌心，看着它爬，那是个又黑又大的虱子，乌油油的，一看便知道在身上养了很久。我见不得他玩虱子，说快把它扔了！他说你没有吗？我说小时候有，长大了没有。他说我跟你正好相反，我小时候没有，长大了才有。我逼着他把内衣脱了，然后烧了一桶开水，把衣服扔到开水里煮，估计有成百上千的虱子被煮熟了。
小家伙白天除了睡觉，再就是缠着我下五虎或者给他讲《 聊斋 》。他通常在晚上出去，天亮之后才匆匆地回来，我想象不出他在这个年龄有什么夜不归宿的理由，问过一回，小家伙对我很不客气，扳着脸把我训斥了一通，说是我再不“安分守己”的话，他就要让我“另谋高就”。但很快他就舍不得让我走了，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至少让他看到了我还不是一个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