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李广武就真的娶了郭兰。由于事情太突然，他们甚至没有一套新婚的铺盖。新房就设在西屋，我把自己的铺盖搬走，给他们腾了个地方。那天晚上父亲是个局外人，他没有参加他长子的婚礼，以至于新人要行大礼的时候找不到“高堂”，后来只是互相鞠了一躬。父亲很晚才回来，见我搬到东屋，他小声问我：“这就住下了？”
“住下了，”我笑着说，“他们……结婚了。”
父亲一声不吭在炕沿上坐着，后来便吹了灯上炕躺下。大门口的光荣灯映得窗户纸一片通红，父亲爬起来向窗外望了望，又摸摸索索躺下，黑暗中，父亲自言自语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第二天李广武就走了。李广武走后，我们从别人口中陆续知道了他娶亲的经过。
李广武那天本来是要去吴家油坊，他用架子车推了一麻袋黄豆，走在孙记大车店的时候被人堵住了。区委会正在扩军，李广武提着油瓶进了扩军会场。会场就在大车店里，南北两条大炕上坐满了人，炕洞里劈柴烧得正旺。李广武看见炕洞正上方有一块空地方，就坐了过去。他坐了一会儿，大概是觉得炕太热，就跳到地上站着。炕上的人都闷着头一声不响，任凭炕再烫也没人动地方，屋里的气氛非常压抑。李广武的不安分给会场添了一些生气，屋里人都对他投以怪异的目光。区委会的一位女干部清了清嗓子，问李广武：“怎么样，你同意了？”
李广武愣了一下，说：“看看吧。”他还没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参军吧，到咱们自己的队伍上去，”女干部笑眯眯地，“我看你小伙一表人才，将来肯定会有出息。”
女干部看起来挺顺眼，也会说话，李广武似乎无法拒绝，他挺为难地挠着头：“要是不同意呢？”
“那就回炕上坐着，”女干部又换了一副面孔，“什么时候同意了再下来。”
“别，”李广武冲炕上的人做着怪脸，“别逼我上炕。”
屋里忽然发出一阵哄笑。
“你真幽默！”女干部红了脸，“拣便宜也不看个地方！”
“不就是当兵嘛，”李广武说，“行，把我记上，李广武，子午川的。”他边说边提着油瓶往外走，“我还要去打油呢。”
“你等一下，”女干部一把拽住李广武，兴奋地冲着外屋喊，“快叫郭会长，第一个小伙出来了，还挺漂亮！”
晚来的李广武还不知道，那天他看似漫不经心的许诺会给他挣来一个媳妇。
后来我看过一份资料，说是在解放战争中，共产党的部队里每四个兵就有一个是山东人。这个比例是很惊人的，不客气地说，共产党的天下简直就是山东人打下来的。在纵横数千公里的国土上，山东人几乎参与了所有的战争。凡是有兵的地方，你总能循着鼻音浓重的“山东腔”，看见山东人的身影。他们身穿黄棉袄，肩扛笨重的步枪，以山东人特有的耐力，去承受战争的重压。这其中就有我哥李广武。
那天大车店里的扩军开始并不顺利，任区委会的人磨破了嘴皮子，人们就是一声不吭。郁闷的场面使区长大为恼火，他下令把人都请上炕，然后使劲往炕洞里加劈柴。有人热得受不了，动了，区委会的人就问：“怎么样，想通了？”后来谁也不敢动了，屋里弥漫着一股焦糊味儿，但人们都像凝固了一样，一动不动忍受着火炕的煎熬。参加扩军的郭兰先沉不住气了，她打破沉闷，慷慨激昂地放出话来：谁第一个报名，她就嫁给谁。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子午区妇救会长扔下一个让人惊喜的悬赏。郭兰的决定引起一片骚动，但并没有招来预期的反应。眼看热烈的场面又沉寂下去，郭兰的自尊心似乎受到了伤害，她拢了拢头发，说：“你们都怎么了，我真的就那么不值？”郭兰显然还不知道我的同乡们的性格，其实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会拒绝郭兰，我敢说，他们心里都痒痒的，但在众目睽睽之下站出来把郭兰领回家，除了需要点儿胆量，还得有足够厚的脸皮。我不是说李广武就是厚脸皮，如果他知道实情，我想郭兰就会被别人领走。郭兰的鲁莽反而把事情弄糟了，她极度尴尬地站在众人面前，像一只在集市上等着出售的羊。妇救会长的冲动并没持续多久，据在场的人说，郭会长吓得脸都白了，看看她实在顶不住了，另一个女干部借故把她支走了。另据有人透露，在李广武之前，其实有人报名，那人是刘家岙的杀驴王。我们都知道杀驴王，上学放学，经常能看见他在村道上招摇，肩上搭着新剥的驴皮，浑身血渍斑斑。他相貌丑陋，身材瘦小，走起路来总是试试探探的，像没开绊的小鸡。杀驴王可不管那一套，据说他共举了三次手，但主持会议的女干部眼皮上翻，故意装作看不见，后来杀驴王一着急，就从炕上站了起来，可紧跟着就站起来两个壮汉，生生又把他摁在炕上，杀驴王不得伸展，委屈得眼泪汪汪。后来便是提着油瓶的李广武进来了，他很走运，事后有人感叹说：满天一个大雨点子，一不小心砸在李老大头上！
李广武确实很幸运，在他走后，村里人都说他十有八九是回不来了，让一个不知道害怕的人进入枪林弹雨的战场，那就不仅仅是冒险了。父亲是带着失去儿子的沉痛心情把李广武送走的，他曾不止一次对我说：你哥能活着回来就好。那时候他老人家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夙愿，他对儿子的期望已经降到最低点——仅仅是活着回来。
李广武一去便是四年，四年当中我们没有他任何消息。大规模战争结束之后，子午山陆续有人回来了，他们带回了阵亡者的确切消息和遗物。那个阶段父亲挺忙碌，经常外出打探消息，回来便夸奖谁谁如何精明，因为人家活着回来了。仿佛他匆匆赶过去专为欣赏一个活人。
父亲显然是低估了他的长子，李广武在春节后的一天突然回来了。这时候人们才知道他虽然胆子大，但并不鲁莽，他小时候的一些事被重新提起，一个能与黄鼬斗法的人肯定有些道行。除了身上多了几道疤痕，从表面上看李广武与四年前没有多大变化。有变化的是我们。李广武走的时候我是个半大小子，现在我比他高了。还有郭兰，尽管她与李广武的故事已经成了传奇（在胶东一带曾上演过一个小吕剧——《 光荣灯送给谁 》，就是演他们的故事），但就在李广武回来的当天，郭兰却搬了出去，因为她不想弄得太尴尬。同样尴尬的还有我，见到久别的兄长我便有一种负罪感。我想说的是，他毕竟从我们当中离开了四年，四年的时间不算太长，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这期间我从少年到成年，一个不谙世事的中学生从他独居的嫂嫂那里知道了女人，知道了生命中另有一些沉重的东西，他珍惜过，也破坏过，他似乎忘记了另一个人的存在，当那个人重新出现的时候，他及时离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