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了她们家最后一张全家福照片。那是在1965年的夏天照的。灯灯已经长得比姚姚还要高了，但是他来上海过暑假的时候，姚姚一回家，还会冲进门去到浴室里找到正在洗澡的弟弟，一把抱住了他正站在浴缸里、湿淋淋的身体。
姚姚和上官云珠都刚刚从乡下回上海。姚姚这一次和音乐学院的同学一起，在奉贤农村住了七个月，参加四清运动。在照片上，还能看到姚姚被乡下海边的阳光晒得结实了的脸。音乐学院的老师在农村创作了许多有民族气息的歌曲，学生也在农村排练一些节目，带回上海演出，作为下乡的成果。《不忘阶级苦》就是在四清下乡中的新歌。“天上布满星，月亮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这支歌里这样唱着，带着听上去属于学生的抒情，那一定就是姚姚在奉贤乡下某一个晚上的生活写照。听说，学生们在乡下四清，组织农民开斗争大会，也逼死过地主和富农，逼疯过他们的孩子。在城市里，资本家被送到远郊的改造学习班去。在阶级斗争的旗帜下，人和人之间严酷的莫名的疯狂的厮杀已经开始，我不知道姚姚和上官云珠是不是知道这样的事已经发生了。
那张全家福照片，现在已经发黄了，四面切着六十年代上海照相店通常会切的花边，简陋的讲究。照片上，他们穿了三件白色的衬衣，男孩子，女孩子，母亲和孩子，一律的白色衬衣，最简单的式样，有着像蝼蚁一样的温顺，让人感到了那个时代的紧缩和严厉。人们开始自动抹杀自己的特征，以求混进人群中，得到心理上集体的温暖，就是上官云珠的家庭也不例外。在那样像危卵一样白的白衫里，他们的笑脸上带着照相店里大灯的阴影，那应该是从左面来的灯光。
那家照相店在那个街区里名声不错，照相的人得在楼下开了票，在柜台上领到一只装照片的信封，再上楼照相。楼梯是木头的，踩上去咚咚地响。上面的摄影师是个中年男人，要是他手里正忙着修照片，就头也不抬地说：“镜子那里有梳子，先自己整理整理。”镜子里反映着灯光，梳子用一根白麻绳吊在镜子边上的墙壁上，锯齿里留着别人头上的气味，有时是凡士林的油气，让人想到，也许上一个用梳子的人，是个中年的讲究的银行职员。
我小时候也到那里去照过相，我能够记得那间不大但有趣的摄影间，没有窗，在空气里带着隔壁暗房里显影液的酸气。屋子中间放着一个木凳子，比通常用的要宽，屋角上有一些用三脚架支着的大铁灯，黑色的，灯泡很大，鼓着，像高度近视的眼球。地上爬着很粗的电线，走过去的时候，摄影师会提醒你当心拖倒了大灯。
他的脸上带着照相店里的摄影师通常有的怀才不遇，还有一些倜傥。我会怕这样的摄影师，因为觉得自己大概不能做得让他满意。但我想，上官一家一定不会这样想吧，也许那类似电影片场的气氛会让她兴奋起来的呢。当大灯突然亮起，美丽的眼睛像钻石被放到灯下一样，熠熠闪光。
他将头埋在黑色的箱子里，从镜头里看着他们，然后走过来，将他们没有放正的头或者肩膀轻轻搬动一下。他并不是真的温和，可他说话的声气非常轻，是照相店里的摄影师那样的耳语。他轻轻说：“过来一点点，来，来，好！”像大人哄孩子那样，又像一个风流的男人对待他已经不再喜欢的女朋友，礼貌忍耐里有一点点不耐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