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许多次的努力，我终于找到了一些姚姚写的东西。其中有一小叠发黄的红线报告纸，是她在毕业时写的自我鉴定。她用细细的钢笔，将自己的中学时代写在现在已经锈渍斑斑的六十年代出品的纸上，在那些粗糙质朴的纸上，能看到没有完全打碎的黄色的草茎，要是你把那上面的草茎拉出来，纸也就被拉出了一个小洞。她的字规整而大方，态度诚恳而恭谦。她在毕业回顾中，认为自己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
我和思想进步的同学做朋友，就表现好一点，要是和思想不要求进步的同学在一起，就消沉下去。在初中的三年中，我甘居中游，安于现状，没有什么意志力。升高中时，也听到别人对我的升学有意见，认为像我这样的成绩不应该能升入高中。听到这样的说法，我有些害怕，思想上也受到震动。但后来我就忘记了。开学不久，我就与政治上不求进步，甚至有不正确思想的同学在一起，学习上不能集中思想，成绩下降，不向老师汇报思想，不关心集体，政治学习不发言，上课答不出问题，主课回不出功课，与同学不谈心，总之成了坏学生，犯了错误。正在情况严重的时刻，老师、组织救了我，三番五次找我谈话，帮助我扭转思想。后来，同学们为我开了小组会，为我批判，分析，我也做了检查，表示愿意接受教育，改正错误。
“记得那一年妈妈打姐姐。那是夏天的事。那天妈妈一边吃饭一边骂姐姐，姐姐站在妈妈后面给她打扇。妈妈骂到生气的地方，转身就打了姐姐一个耳光。妈妈的声音不大，可是脸一沉下来，很厉害的。妈妈打完姐姐，继续吃饭。姐姐什么也不说，谁也不看，接着给妈妈打扇，一下一下地扇着。”灯灯说，“我很害怕，躲在客厅的高背沙发后面偷偷看。姐姐没有哭，脸上什么表情也看不出来，非常平静。”
“为什么骂她打她？”我问。
“表面上是因为妈妈才给姐姐买的新手表，就被姐姐弄丢了。其实，是因为姐姐在学校里恋爱了，她好像是爱上了他们班上的男生。”灯灯说。
“听说姚姚给那个男孩子写了一封信，信里说她喜欢《复活》，约他一起去看苏联电影。”桂未殊回忆说。那时候，中苏两国非常友好，中国学生都喜欢看苏联电影，像《白夜》，《白痴》，《复活》，《红帆》，《脖子上的安娜》。《红帆》是个爱情电影，十分抒情。王子的红帆船从蓝色的大海中驶来，来接他曾经邂逅的姑娘。
“那时候能看到的唯一的外国电影，就是苏联电影。我们附中老师鼓励同学多了解姐妹艺术，所以我们常常在不上课的时候，男女同学结伴去看电影，看展览，看演出，听音乐会。我们不像普通的中学，他们那时候男生女生根本不说话，也不来往，很极端。我们这种艺术学校，同学常在一起活动。那时候我也常看到那个男孩子和姚姚在一起说话，他穿着颜色很淡的蓝色夹克，我还记得。我估计他们也和班上的同学一起去看过电影。那在附中是正常的事。”仲婉说。
不同的是，后来姚姚给他写了一封信，那是一封一个女孩子喜欢了一个男孩子会写的信，在云淡风清里面，带着热烈和唐突。大多数女孩子在青春的时候，都写过这样的信，只是大多数女孩子是等男孩子先写来了信，她们才回信的。信里有差不多的主题，差不多的感觉，谁都能够看出来，在那词不达意的信里，咚咚地跳动着一颗张惶而热切的心，那就是纯洁的心渐渐醒来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