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高佑民一直非常担心，他不知道薛村的底线在哪里。政治这东西说起来可真是变幻莫测，像高佑民这个年龄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一个老人仅仅只是为了搞掉一个政敌，就差点毁掉了一个国家。这种预感像一块铁板那样压着他。而他最担心的就是五一劳动节，这个劳动者的节日正成为一个时代最让人担惊受怕的日子。这倒不是高佑民一个人担心。每年的这一天，市领导们分别带着各自的对口帮扶部门，深入到一些濒临破产倒闭的企业，慰问战斗在第一线的劳动者，尤其是那些下岗失业工人。他们没有“线”了，他们只有“高压线”，碰都碰不得的。当领导的年复一年地伸出他们热情温暖的大手，递上一个装着一百元、两百元的红包，让那些处于困境的工人兄弟洒下几滴眼泪，或说几句感谢这感谢那的话，似乎就把深深的危机化解了，似乎就把一种有着中国特色的无限优越性体现出来了。
高佑民不想这样做，可高佑民又必须这样做。
高佑民这次重点慰问的单位是市工总。他分管城建，理应由他带队慰问。但薛村考虑市工总形势复杂，事先还是征求了一下高佑民的意见，建议改由老黄去，安排他去另外的单位。也许薛村真的是好心，但高佑民却分明感觉到一种嘲弄的味道。他以坦然的微笑拒绝了薛村，他说，怕什么，无非是再挨一次更重的打吧，你让刘一鸣多准备一些看守所，把市工总所有的人都抓进去得了。薛村被高佑民狠狠地刺了一下，连脸都撕破了，却还是丝毫不动声色，还是很高风亮节的样子，大人不计小人过的样子。他越来越觉得，让这个人当官从一开始可能就是组织上犯的一个错误，这个人说话办事都有一种与他的职务很不相称的幼稚，用革命导师的话说，是一种新时代的左倾幼稚病。那些革命导师的话其实还远远没有过时，只是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都忘在脑后了。这是一个重大的精神误区。在适当的时候他会强调一下。但眼下他还是高姿态地反复叮嘱高佑民要多加小心，他的口气里充满了危险感，仿佛市工总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埋上了地雷，马上就要把高佑民炸得血肉横飞了。
按薛村的设想，邹含之被关，所有的矛盾无疑都会集中在高佑民身上，高佑民将成为这一阶段上访和控告的矛盾焦点。邹含之关得越久，矛盾就会越激烈。对于一个领导干部的前途，这是致命性的打击。干群关系历来是最敏感的关系。但薛村急切地盼着要发生的事却没有发生，高佑民去市工总访贫问苦，居然只出了一点很小的意外，当高佑民把一个红包递给那位被城管队员打了的下岗工人张国梁时，却被张国梁拦在门口了，不接钱，也不让他们进门。这种情况还是很少碰到的，高佑民的手一时都无法收回来了。这样僵持了好一会儿，高佑民说：“如果你对我们的工作不满意，可以提意见，这点钱我也知道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只是政府的一点心意，聊补无米之炊吧。”高佑民想把钱塞给他，张国梁伸手一挡，啪的一声，红包掉在了地上。张国梁很敏捷地俯下身子把红包拾了起来，递给了高佑民，说：“我虽然下了岗，但还是工人，不是叫化子。”高佑民的脸都涨红了，跟着眼眶也慢慢红了一圈，也不知是气的，还是感动的。过了片刻，他转过身去问陪同自己慰问的市工总党委书记，问他这位工人叫什么名字，张国梁却抢先回答了：“我叫张国梁，你要想把我抓进看守所，你就让他们来吧，我在家里等着。”说罢，就恶狠狠地摔门进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