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后来成为清政府的替罪羊，在举国上下的挞伐声中离开权力中心，搬进贤良寺闲居。他说过自己在投降条约上签字的心情："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他也有对朝廷的抱怨："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舰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
还有一个公认的罪魁祸首是慈禧太后。人们一说到甲午战争，马上会提到这个女人挪用海军银子修颐和园，这不能不说也是一个原因。想当年，老佛爷那么理直气壮："光绪登极时年幼，我不得不垂帘听政，到1886年改为'训政'，1889年'归政'。我什么都不过问了，修修园子安心退休养老还不成么？"光绪皇帝的亲老子醇亲王那时是海军衙门的一把手，也打自己的小算盘：只要能把这个把持朝政的老太婆打发得远远的，给儿子换来当皇帝的实权，花海军多少银子都无所谓。李鸿章具体负责管理支配海军建设费用，心里也有小九九：得罪谁也不能得罪西太后，宁可海军不高兴也不能让老佛爷不高兴。相比之下，日本的明治天皇当时做出的是以本国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陆军的决定，还主动要求每年减少皇室宫廷开支十分之一，拿出30万元充实海军费用。日本的所有文武百官不管乐意不乐意，每人也得捐献薪俸的四分之一作造船经费。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自然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慈禧不挪用那笔银子，或醇亲王、李鸿章顶着不给又能怎样呢？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大约是4000万两白银，多少年都在这个数目字左右徘徊，从来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出现过突破性的经济增长。原因就在我们没有可以呈几何级数增长的海洋经济和近代工业，李鸿章等人的洋务运动也没有带来经济结构的明显变化，其中75%至80%仍来自千古不变的农业税收，也就是靠万千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来支撑这个国家的财政开支。而在那个年代，西方国家财富的迅猛增长，国际市场的物价也跟着水涨船高。在组建北洋水师的时候，购一艘7000吨级的铁甲舰要价已达182万两纹银，李鸿章一次向德国订购"定远"、"镇远"、"济远"3舰，付出了400多万两银子。这就不难看出，一个长期拒绝海洋，仅靠农民养活的国家，纵有发展制海权之心也无发展制海权之力。海权是国力的体现，需要以雄厚坚实的国力作支撑，并非有了几艘军舰就等于有了海权。
2003年，笔者一次路过合肥，游览该市的步行街，曾顺道参观李鸿章的故居。在展厅内，有这位清末重臣一段肺腑之语，哀叹大清国气数已尽之时的无能为力。他沉重地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风小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这些话说得何等沉重，不说"字字血"，也是"声声泪"，道尽其内心的无奈和苦闷。在这里展示的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人的评价，也都没有因为甲午之耻而责备李鸿章个人，而是叹息他生的不是时候，大才得不到大用。笔者在此得到的印象，概括成一篇短文："生不逢时李鸿章"。
中国百年之辱这笔账究竟应当算到谁的头上呢？我们以往的分析都集中到封建制度上，不少权威性的文章都说，腐朽的封建制度必然灭亡，乃历史不可变更的逻辑，李鸿章辈所作所为不过是"螳臂挡车"而已。这当然是有道理的，合乎唯物辩证法思想。然而，再往深处一想，中国的封建制度垮台就垮台吧，为何在寿终正寝的时候，一定要给整个国家、民族带来被西方列强践踏凌辱的深重灾难，甚至让东邻岛国骑到脖子上拉屎撒尿呢？我们追溯一下历史的轨迹不难看出，大清国这只"纸糊的老虎"，其实是被大明朝的长期禁海抽走了筋骨，再被康熙"迁界"和乾隆拒绝开海通商进一步掏空了五脏六腑，到慈禧和李鸿章时代就只剩下纸糊的空壳，或者说是一间纸糊的"破屋"。这风雨飘摇、千疮百孔之漏，别说是裱糊匠，就是再高明的泥瓦匠，甚至借来女娲补天的神力，大概也补不了了。
笔者曾听武当龙门派第十九代传人默老道长论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地球的一切生命活力全都来自水。海洋是地球的超级大水库，无疑也是这个世界所有生命活力的源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海而兴，背海而衰，那奥妙大概也就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