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当东在归途中的一个重要发现，是中国生产力低下，导致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他一路上看到中国一些被城墙四面包围得严实的小镇，不但街道很窄，除了衙门及在职官吏的房子稍稍高大一些外，其余几乎都是低矮的棚户区。这些英国人清楚中国有禁止奢侈的法令，有钱而无势者住房和衣着都受到限制，不准超越历朝历代规定的制度。他这样解释，一个生产力低下的国家，富人越阔绰，穷人必然越贫困；富人占用过多的劳动力来满足他们的奢侈生活，穷人就连起码的必需品都得不到了。而在欧洲因为近代工业带来了生产力的解放，物质和文化生活资料极大丰富起来，绝不会出现中国这样通过强行抑制消费来制造低级的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平衡。
英国使团一路还注意到，中国人生活欲望很简单，勉强吃饱便知足了，并不企求发财致富。这也就决定了这个国家不求上进，缺乏追求，少有活力。斯当东在书中说，应用某种新的方法大规模生产某一种用品从中牟利，在中国也许沿海大城市少数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一般人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思想。中国人的精明几乎都用在算计别人，特别是可以任意欺负的穷人。而在中国"差不多每个村镇都有专门利用别人穷困的人"，以拿穷人开心来显示自己的高贵，以占穷人的便宜来炫耀自己的精明。英国人还议论到让他们感到扎眼的当铺，中国法律允许高利贷，说明中国的大多数人只顾眼前不顾未来，大清国也已经不可能有未来。当然，他们也看到了中国人具有适应任何生活环境的本领，运河沿线的湖泊沼泽地，只要发现有一小块略微高出水面的地方，马上就会在那里挤满简陋的茅棚草舍。这是一个生存能力很强的民族，也是一个随遇而安的民族。
在山东临清，英国人重点记载了这样一件丑闻，似乎让他们"大开眼界"。当英国船队出现在这里的运河中，附近村镇呼啦啦跑出一大群人来看稀奇，有些人还挤到河边停泊的驳船上，伸长了脖子踮起了脚尖。有条驳船不堪重负，船尾哗啦垮塌，一些人失足掉进河里，这些人看来都不识水性，在运河中扑通着大喊"救命"。但岸上和船上的所有人都无动于衷，自顾争看远处航船上的外国人，没有谁想到要设法去营救这些将要被淹死的同胞。只有一条单人划子冲着出事地点划过去，但不是去救人，而是去抢落难者浮在水面上的帽子。斯当东在他的书中感叹："中国人把家属关系看得如此重，但却缺乏一般的人道心，既不设法拯救遇难的人，也不阻止在最危急时候贪图小利不顾及他人生命的举动。"玛嘎尔尼如何评价这件事，没有见诸文字的记载。但是，他的观察一定会比斯当东更尖锐和深刻，"哀莫大于心死"，一个对落难同胞如此冷漠的民族，不可能是强盛的民族。
还有中国奇怪的军队，也让玛嘎尔尼一行心中窃喜。那是在北京附近的通州，他们准备登船离岸的时候，清政府特意安排中国军队列队欢送英国使团，大概也包括了向"红毛英吉利"炫耀武力的意思。玛嘎尔尼却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观察中国的军事实力。他们来时沿途看过中国破旧的水师战船，却还没有见识过那支从山海关外横扫大江南北的八旗军。从文字的记载可以看出，这次列队出来的正是一支八旗子弟兵。在一座庙宇前，这些清兵身穿五颜六色的制服，看上去根本不似可以打仗的战士，而像舞台上的表演者。斯当东用了嘲讽的口吻："他们穿的是打裥的短衣和短裙，脚上穿一双厚底的缎靴，既笨重又女里女气，没有一点军人气概。"随即挖苦道："好在这座庙宇有贴在大门上的神像来保护，外面鬼怪不得进来，这比这些士兵似乎还更可靠些。"
应当说，这些都戳中了那个时代中国问题的要害，可惜没人认真去理会和思索。当时，乾隆派了一个被称为"松大人"的皇室宗亲一路护送英国使团回广州，大概也在搞英国人的情报，每天都要写材料奏报玛嘎尔尼使团的言行，用快骑送至热河行宫。奇怪的是，对英国人这样一些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入骨三分的议论，却不见乾隆爷有任何的反应。"松大人"名筠，出身皇族，官至阁老级，赏穿黄马甲，显然是乾隆的亲信重臣。据传此人思想还算开明，一路与玛嘎尔尼船挨着船，有过不少次长谈，大概在奏折中说过与英国很有必要进行交往的话，乾隆因此对英国使团的态度也有了一些转变。他在给松某的敕谕中说："英国方面提出的种种具体要求，朕都拒绝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朕认为这些要求不当，而是通过这些要求将要产生一些新的事物和情况，在朕这样高龄的人应当慎重考虑而不应当骤然应允。"他还让松某转告，英国特使非常注意他们的商业利益，朕将尽力予以保障，并且决定很快就会派一个新总督去广州主持其事。然而，英国使团此时已经看清了大清国外强中干，再也无需用这种费时费力的方式同中国打交道了。玛嘎尔尼悄悄告诉随行人员："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我们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其海岸舰队。"
欧亚两大帝国的这次碰撞，让人不得不惊异于海洋将你与世界隔开还是将你与世界联系在一起，所出现的差别竟如此巨大。英国被广袤的海洋开阔了视野，即使实现了"日不落"，仍在朝着新的追求目标前进，由此焕发出无穷的活力。乾隆被厚重的长城和紫禁城重重隔离，成了名副其实的"井底之蛙"，将自己以往几次西征的武功夸得比天还大，亲自撰写《 十全武功记 》，自号"十全老人"。闲着没事便卖弄肚里的墨水，一生积诗42000余首，几与《 全唐诗 》数量相等。如果单纯作为一个文人，有这样的创作劲头儿也许值得称道，说不定还能参与作协主席的竞选，获得"著作等身"之类的赞誉。而作为一国之君，如此沉溺于寻章摘句，咬文嚼字，表露出来的是志得意满，故步自封，潜伏下来的是一个国家失去前进目标的严重危机。玛嘎尔尼那一句老巫婆式的咒语，让中国地动山摇，仅仅48年之后，一场鸦片战争便降临到了中国人的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