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这些往事，亲戚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一再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之后不久，他去苏南一带出差，遇上重大车祸，后来诊断，全身仅骨折就有一百多处。在当时最危急的情形是肺部出血形成的气胸。他很幸运，报急电话叫来离现场最近的乡村医院的那位大夫，曾经在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国民政府军中做过战地医生。乡村医院的大夫果断地拿出一把手术刀，握在手里，留下一指半宽的一截刀尖，就像当年在战场上抢救那些胸部中枪的士兵那样，照着肋间扎下去，一股血雾应声冲上半米高。随后才赶到的那位国内顶级外科大夫，高度评价只有战地医生才敢下手的这一刀。过了起死回生的第一关，回到本医院，一位在国内脑外科界赫赫有名的大夫亲自为他做了开颅手术。亲戚终于活过来，并且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那位从医六十年的大夫感叹说，脑部受伤到如此程度的手术，这辈子一共做了九十几个，奇迹只出现在这仅有的一次上。
伤愈之后，亲戚回老家过年，见面后，说起濒死的感觉，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那一阵，身在虚妄中的他，不停地在一处山坡上嬉戏，或者是不紧不慢地追着野兔，或者是上树掏那晃悠悠的鸟窝，再不就是捡柴和捡松菇。一切都很熟悉，几乎就是老家屋后，小时候天天要去的地方。亲戚苏醒过来，回忆起这些，也觉得十分奇怪。在近两年的疗养康复期，他查阅了大量国内外相关文献，终于了解到，在美国，一位知名心理学家，经过对一些受到脑外伤后死而复生者的调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在命若丝弦的那一刻，记忆中出现的都是宛如仙境的山水天籁花草自然，而且无一例外；其二，活下来的那些人，绝大多数童年是在乡村度过的。心理学家因此得出唯一的结论，同为严重的脑外伤，乡村中人或者有过早年乡村经历的人，其生存力要远远大于从小就生活在城市里的人。
一般的人通常不会闯进浩瀚书海，执拗地寻觅这类太过专业的知识。能够从别人的叙述中找出一些关键点，长久地记在心里不会忘记的都是这些化繁为简的内容。虽然不可思议，我还是相信。在我不断地转述这近乎神迹的过程里，相信与不相信的人大致相当。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自己不是太了解亲戚为人厚道，凡事严谨，自己也会自然而然地怀疑和不相信。
现实生活中总有一些诸如此类的神迹在流传。这大概也是人对不可知之事物的一种崇拜，并试图以这类崇拜的心情来接近那些不可知的事物。在南京遇险的亲戚所经历的看上去确实有近似神迹的一面。在越来越唯物的世界里，让一个人平白无故地去相信只存在另一个人的意识里的东西是很困难的。
然而，在这种不一样的认识中，关于童年的记忆并无二致。我问过几位从母亲十月怀胎起就将其固定在城市里的男人，在他们行将五十岁之际，说起童年的事，脱口而出的竟然是夏天光着屁股在长江或者汉水里游泳。想想自己，何尝不是如此。从只需三天就能熟悉的小城黄州，搬来武汉，花上三年也没摸清这座城市的大门开在哪里。第四年，长江流域暴发了一场罕见的大洪水。天天见面，天天都是陌生的城市突然变得熟悉了：因为大街成了大河，因为小巷变为小溪。当时我居住的解放公园路一带，河流一样的大街上突然出现一群晕头晕脑的鲢鳙和生猛刚烈的鲫鲤，各种各样的鱼儿从公园里作为风景欣赏的水面随波逐流而来，惹出来的惊喜，比仍在倾泻不停的暴雨还激昂。事情过去多年，曾经参与的同事与街坊，还在津津乐道，说起在大街上亲手逮住的那些活鱼，远比这些年城市里新出现的各种事物兴奋。我宁肯将这些认作是藏在人心底的乡村情结的一次爆发，大街小巷里突如其来的洪水与鱼群，不过是诱因。特别是那些孩子，如果不相信他们将来会在生命濒临绝境时，同样牢记这些，并顺理成章地变成可以救苦救难的神迹，就会是对其有生以来最快乐时光的轻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