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位上海女孩阎平，她家里条件非常好，自己亦不错，研究生毕业后在家里呆了半年，因她新婚丈夫在摩托罗拉上海总部当高管，说你不要出去做事，我养着你。但她还是出来了。应聘时她说我不谈条件，我只是想要一份自己想做的工作。我看她模样很娇弱，始有担心。没承想她做起事来却极是投入，积极负责，完全没有我想象中上海女孩子发嗲娇气模样。这女孩子视野极开阔，事事关心，兴趣极广。不久她丈夫调到美国总部，之后一年许，便发生婚变。但她却以没命地工作平衡自己。只我们到钱柜去唱歌，她不唱，独坐一隅，神情有些涣散。她只是默默承受了内心的苦楚，并不拿灰色的情绪来影响别人。因她干事极出色，我便提了她来担执行副主编。我离开上海后，她被香港一家文化时尚刊物挖去做了主编。但没过多久，她亦去了美国。因一位从小爱慕她的男孩子在美国学音乐，回国探亲时与她邂逅，于是爆发恋情。她后来跟那男孩生了两个宝贝，每年春节大年初一皆要给我打一个电话。她的声音里充满了笑意，看来她是生活得相当幸福的。
我前年到上海时，原来编辑部的几位年轻人相约了请我来吃饭。美编金辰现在徐家汇开了家设计公司，手下有十来个人，业务发展很好。杂志改版之初，他那时在《时尚》做见习美编，我们去北京把他挖来，让他一开始就做美术总监，给了他一个舞台。他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的，对版式同封面有自己的见地。我很尊重他，一般不干涉他的设计。他把我们的刊物做得有外刊风格，亦就是很洋气。没事时他就在电脑里画汽车模型。因他是一个车迷。他同阎平亦是影迷。他们的隔断上皆贴满了好莱坞大牌明星的剧照。他喜欢乌曼，阎平喜欢皮特。我们一起去看《拯救大兵瑞恩》和《细细红线》，在大光明电影院。
还有一位王登勇是负责“大公司”栏目的。他几年后亦跳槽做了一家投资公司的副总经理。他来编辑部时刚刚研究生毕业，为了培养自己的白领趣味，每天中午在楼下餐厅吃完饭以后要泡一杯咖啡慢慢品酌。外企开媒体见面会，他便要争取去，用流利的英文站起来提问。是他最先想到，我们的刊物要用《财富》五百强公司的CEO来做封面，以示同其他财经类杂志的区别，并凸显我们“环球企业”的定位。
还有个小沈，在我们楼上一家邮购公司当项目经理，是一位漂亮的姑娘。他们公司有个产品展示间，正在我们那一层楼，她常带客户下来参观，路过我们的办公区，她很奇怪，这幢写字楼里皆是国内外商业机构，为何冒出来一个杂志社了？就好奇进来看，发现卢红是她邻居，结果便常来坐。小沈很能干，亦文静可爱。她对我们的工作怀着一种莫名的敬意。有一回她要出一本产品名录，请我帮她在前面写几句话。我说你坐一下，立等可取。于是两支烟工夫就给她写了。她一看，欣喜异常，连连地称好。第二天在楼下食堂吃饭时遇到我又继续夸赞，并说她给他们公司的人看了，都说写得好。夸完了之后她问我，能不能到你住的地方去玩？从此她每到周末便到桂平路我租的一套小公寓里来玩。我们一起看影碟，听音乐，或者一同出去吃一顿饭，饭后又去泡一阵吧。过了些时候，她告诉说他们公司的人对我们的关系有议论。我问她你怕不怕。她摇着头说，不怕。你呢？我说你都不怕，我就更不怕了。小沈是那种纯洁得让你无法产生邪念的姑娘。她是四川人，只身呆在上海。她喜欢这个城市。我问她为何不找男朋友。她低眉一笑，道，找不到呀。我离开上海的第二年，她终于找了个男友，结婚之后双双去了美国。我们亦失去了联系。我倒是常常怀念她给我带来的平静的欢乐，以及那种极卫生的友谊。
这些年轻人，他们构成了我那一年里在上海生活充实而多姿多彩的内容。有时候我想，若无这些年轻人的激越奔放的青春，若无他们的希望、梦想、爱情以及脚踏实地的奋发努力，上海哪里来的勃勃生机同光鲜亮丽！
我住桂平路那一年棉棉亦租住在桂平路。那时她尚未成为“美女作家”，亦未写成小说《糖》，且单身快活，喜欢晚上出门泡吧。棉花俱乐部就是她带我去的，因她曾在这里做过DJ。同去的还有赵波，那时还是吴亮的老婆。把棉棉称为“美女”，不知是谁的标准。棉棉长得可不敢怎么恭维。赵波倒是有种吴越女子的清丽娇白。她二人常在一起，让人觉得反差很大。她们在酒吧里是很“闹”的。尤其棉棉，喝了酒之后率性张扬，目光焰焰地盯着一个小号手看。那小号手二十出头，还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但长得体格健壮，一件T恤，一条牛仔裤，英气逼人。棉棉说，看啦，那小伙子多性感啦！干了杯之后，忽然拍我肩膀一把，道，老何，我要带你到上海最糜烂的地方去！她的舌头有点大了。回去的时候，我说我送你们。这才晓得，原来她亦是住在桂平路上。她把自己的租住地做了间音乐工作室。她是那种天生搞艺术的人。冲动、激情、野心、敏感、暴冷暴热，集于一身。但她相当透明。一切在上海的喜怒哀乐全部是写在了脸上的。到后来，这一切亦全部是写在了她的小说里。
上海还有个好人谢春彦。他是陈村的朋友，画家，常给陈村的文章配漫画化的水墨插图。他喜欢请朋友吃饭喝酒。人到齐后，他走进包厢来，左右胳膊下皆夹了酒，是个极豪爽又极可爱的人。留着鲁迅式的胡子，风度翩翩。有回他带我去一个怀旧酒吧，是他一位画家朋友开的。里头的一切装饰皆是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风格。手摇唱机、西洋片、老家具、洗脸架，摆满各处。楼下还有处地方做陶塑。那回去了一些上海的艺术家，做了个很大的花瓶，每个人在上头签下自己龙飞凤舞的名字。老谢叫我也签上。后来那陶瓶烧好了，一直摆在楼下的一张旧桌子上。我带小沈亦去过一回，在瓶子上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我离开上海，后虽是去过很多回，但一直没再去过那个酒吧。不知那陶瓶还在不在。那上头，有我留给上海的一点印迹。与此相关的，则是一堆鸡零狗碎但温馨愉快的回忆。
我相信，有回忆的人是幸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