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村是我老友，1984年我头一回参加文学笔会，在烟台的葡萄山上，即与他相识。此后几乎每回到上海，我皆要去看他。他婚后浦东浦西的搬过几回家，我亦都去过，是我在文学界朋友中过从最多的人。1985年我与阿城同届获奖，在南京领完奖后二人又同到沪上玩，住巨鹿路上海作协院子楼上亭子间里。陈村来看我们，身上带了好几包烟。而那一晚上，我们三个人聊天竟至通宵。把陈村带来的烟，及我与阿城自己身上的烟悉数抽完，到天亮时低眉一看，恍若激战后的壕堑，狼烟里是子弹壳一般的烟头弃满一地，蔚为壮观也。但那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次聊天，因阿城与陈村皆是世上最聪明的人，说起话来喷玑吐珠，妙不可言，令人神往。我记得我言语最少，一直笑笑的，快活得不得了。
因为有个陈村，上海变得很可亲近。而他又教我网上的生活，隔几日便发来些有趣的网址。我的第一台手提电脑，亦是在上海买的，就在徐家汇的“百脑汇”。一有问题，就电话询陈村。他是作家中最会玩电脑的。又经常半夜里在网上同人下围棋。电话里告诉我说，昨晚上那人不要脸，到早上下不赢就跑了。我笑笑说，那岂不是报道敌军宵遁么。
前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开笔会，邀了十多位作家，我们到浦东开国际峰会的地方座谈文学。陈村侧身同我耳语道，哪天我们再到“黑三娘”吃他娘的一餐？
那时我除了带年轻的编辑们吃“黑三娘”，亦经常组织他们搞些活动。到“钱柜”唱歌，到“棉花俱乐部”泡吧听爵士，或者找个地方飙卡丁车。又还去了周庄桐里和苏州。那段时间真的是很开心。最重要的是杂志的广告收入节节攀升，发行量亦打到全国各大中城市的机场及星级宾馆几乎全都看得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记者均给我们来写稿。经济学家何清涟本不给杂志写专栏的，但经我说项，破例为我们开了一年的专栏。以后她便将专栏的文章收入她《我们仍在遥望星空》一书中。我亦常参加上海的一些大型媒体的活动，接触到一些相当大的企业。我感到上海是个充满了活力同机会的都会。生机勃勃，日日新鲜，因有世界热钱大规模流入也。
我手下编辑中有上海本邦的，亦有外地在上海读完大学决意留在这座城市里谋发展的。同这幢写字楼里的其他年轻人一样，他们很努力工作，并时时充电学习，时时寻找更好机会。有个叫卢红的女孩是河南人，在外地读完大学只身跑到上海来，她到杂志社应聘时我并不满意她，但她强烈要求我给她一次机会。我见她态度坚决，且很执着，便留她试用。后来她果然干得非常出色。我招的这些年轻人没一个是学新闻或是学中文的。因杂志的内容是财经，故我要求应聘者有专业知识，并强调外语一定要好。他们极是聪明，一般干了一期就上了手，干两期就相当熟练了。有一回我派卢红采访一家德国专做建筑新材料的企业，半个月过去，她不但完成了一篇极好文章，亦完成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她让那位年过半百的德国企业的中国区总裁，一位可爱的日耳曼小老头爱上了她。她后来跟他结了婚，并去了欧罗巴。上海便是这样，给年轻人以事业的机会同人生的机会——只要你是有真才实学而又善于推销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