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丢过一个钱包。是我一位朋友从长沙来,我去火车站接他,从桂平路上的士,到徐家汇地铁口下,为赶时间,手忙脚乱中便把钱包掉在了车上。走了几步,忽觉得少了什么东西——人便是这样有感觉的,左顾右盼,满身一拍,呵也,钱包!抬头望那的士,已在人堆中作鼠窜蛇行,霎时不见了影子。更证实是那司机拾到了,因我就坐在他身边副驾驶位上。他是那么的心虚,急着要逃掉。
好在我下车时尚记得在码表上扯了票,那上头有出租车公司投诉号码。幸喜手机也在,于是一电话打过去。公司问了情形,说他们会找到司机询问。过了一刻,公司回电,说司机是找到了,但他说根本没看到有什么钱包。我说我敢肯定是在车上。公司说我们也没有证据确定是他捡了。他不承认我们是没有办法的。
“侬损失大不大呢?”
我印象里,上海的出租车公司是负责任的,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却不怎么地道。我这样说又有一个证明:有回我从虹桥机场出来打出租,人没上车,司机便问去哪里。我说是漕宝路,司机把眼白翻出来,道,侬上后头的吧。漕宝路离机场不远,司机候客半天,等来一个只有一二十块钱车程的主,极不心甘。这可以理解,但若拒载客人,则失了起码职业道德,叫人不可忍受。故我亦来了湖南人的蛮脾气,霸王硬开弓,偏是上了这辆车。司机嘴里咕咕哝哝怨气冲天,我脑壳一偏,道,你会不会骂娘?骂娘好听得多呢,你骂骂看!
我钱包里的现金倒不多,有两张卡,有一些票据,关键是身份证,我得回湖南补办。所以那段时间我在上海,是一个没有身份的家伙。我是谁?没人能证明,包括我自己。想起来这是有些黑色幽默的。
有人告诉我,说在上海打的士要打强生公司的,因他们的服务好,若是拒载,投诉之后,那司机是要受处罚的。虽然纪律不等于服务,但我每回打强生公司的车,确实,那服务态度可是有板有眼,令人佩服。上海的出租车司机若全是像这样,则人们对上海的印象必定美丽得多。
我在上海,夜来常同朋友去泡吧。深夜里打的回来,车窗外仍是灯海一片,如繁华浩渺的一个梦。每回如此一瞥,我就来想,这就是周璇婉婉啼啼唱过的那个夜上海吗?
丢钱包那一回,1998年,在上海我是住了一年多。就住在桂平路,离徐家汇很近,却显得冷清,且有一点邋遢模样,给人一种城乡接合部的错觉。那一年荔枝丰收,我住的那个社区大门对面是个蛮大的菜市场,我天天到那里买荔枝来吃,便宜到五块钱可买得两斤。如苏东坡那样,“日啖荔枝三百颗”。结果吃得上火,牙龈肿痛,到夜半恨不得下地找钳子。前两年我到上海,去看陈村的新居,却原来他亦是搬到了桂平路,在我先前住的那个社区的马路斜对面。隔了几年我去看时,那桂平路变化仍是不大,远不如上海其他的地方摩登响亮。陈村住的那个社区,有个小小租碟的店,我那时周末常去租碟来看。没什么好碟,多的只有美国的警匪片。租回来往碟机里一放,一会儿满屋子枪声大作。
我那一年在上海时,陈村是住在万科花园,我觉得那里环境很不错,唯一的缺点是隔虹桥机场过近,头上时不时有飞机低空掠过,声震耳鼓。我那时在漕宝路最高的一幢地标写字楼里办《环球企业家》杂志。编辑人手皆是我招的,是一群可爱已极的年轻人。上海的人力资源真是好,随便一招,个个是才俊。差不多每个星期我要率这班小年轻跑到万科花园里一家名叫“黑三娘”的川菜馆去吃魔芋烧鱼同辣子鸡丁,喝巨多啤酒,顺便把陈村也叫下来吃饭聊天。他腰腿不好,骑在自行车上慢慢滑过来。“久仰久仰!”年轻人头一回见陈村,皆起身招呼。陈村与年轻人极有缘,何况那时他又在“榕树下”当文学版主,我们编辑部年轻人皆是网虫,故对陈村尤其景仰,如同见了教主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