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巴在高原上艰难前行，空气骤然变冷，风带着细小水珠刮进车内，是细雨还是雾气？关上车窗，继续话题……
老王：“人在美国，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就停止了吧？”
汪建：“研究转入新的领域，远离最初的理想。”
近年来互联网上关于中医的争论越来越很热闹，闲聊中请教汪老师的看法。
汪建解释：现在我们看到中医闹了不少笑话，其实西医也会闹笑话。过去很多年，西医一直认为导致胃溃疡的罪魁祸首是胃酸过高，一般采用抗酸药物治疗。1982年，澳大利亚科学家巴里·马歇尔和罗宾·沃伦发现胃溃疡是幽门螺旋杆菌作的祟，并因此获得2005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汪建当外科医生的时候，还割过好几根十二指肠，而现在已经没有人做这个手术了！
不过，抓到西医的笑话，不等于中医就从目前困境中开脱。中医和西医及现代科学是截然不同的体系。西医的检验标准很简单，就是临床试验，而且必须采用双盲方法，而中医很难接受试验，又无法说清楚自己的体系。在现代科学面前，中医理论过于‘神秘’了，无法测量，无法检验，无法证伪，缺少精确数据和方法论支持。
面对现代医学的标准，中医既要迎合融入，又要保持自己的方法系统，所以引起种种质疑。
“不过，”汪建话头一转：“基因科学给西医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也可能给中医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换一个角度看中医，可能带来新的机遇。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琦教授建立的中医体质学说，就是通过分子生物学而不是中医文献来解释，试图建立中医的科学基础，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得懂，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有少数老中医才懂。他和方舟子也有过不少争论。”
在华大运作机制和基因学科的发展问题上，汪建与科普作家、生物化学博士方舟子曾有过争论。说起方舟子的中医之辩，他少不了嘟哝几句方舟子“过于偏激，看问题片面”，但在很多观点上，两人是一致的，比如：中医理论不符合现代科学体系；从经验看，中药、针灸等中医疗法有价值，值得挖掘，等等。不久前，汪建接受一位名中医针灸治疗，大夫嘲笑他是“将信将疑地”接受治疗，他哈哈一笑：“只要能治好我的病就行。”
问题是，说不清楚医学原理，又怎么有把握它能治病呢？
这次出发前，我带上了一本何兆武先生的《经典七日谈》，其中有一段《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读书笔记：中国的儒家以为性与天道不可闻，所以“不语怪力乱神”，持一种“未知生，焉知死”的立场，只限于探讨社会伦理――这和科学的倾向是背道而驰的。西方一个极端的反例是，浮士德博士为了追求宇宙的奥秘，竟不惜违反社会伦理，把自己的灵魂卖给魔鬼。
与儒家不同，道家对探索自然世界、研究人和宇宙的奥秘有浓厚兴趣。和西方科学与方术夹杂一起相类似，中国道家通过与方术结合，获得了许多自然实践知识。中医和中国古代化学、矿物学、生物学等原型科学一样，都是在道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但为何中国最终没能发展出现代科学呢？
一个重要原因是道家“绝圣弃智”的态度，他们不相信理智和逻辑的力量，而这恰恰是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李约瑟认为，这可能涉及科学与民主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西方科学的兴起与希腊城邦的民主政治密切相关。在民主体制下，必须靠一种为人们所公认的思维方式和逻辑形式才能说服别人，获得选票。而古代中国的专制政治不需要这一类政治程序，需要的只是大众安生乐命，绝对服从，也就无法培育出合乎理智和逻辑的思维和语言环境。
或许正因此，道家的实验方法始终未能规范化，对自然的观察也始终未能系统化。虽然他们对事物变化的普遍性有着深刻的洞见，但最终还是由自然主义转入神秘主义，由原型科学转入了巫术。正如法国诗人里瓦罗尔（Antoine de Rivarol）所说：凡是宗教与野蛮混杂在一起时，总是宗教获胜。凡是野蛮与哲学混杂在一起时，却总是野蛮获胜。
我们平时所指的“西医”应该叫“现代医学”。西方的传统医术，例如我们在电影、小说中常见的放血疗法，还有一些类似巫医的做法，同样被现代医学冲击得七零八落，在西方国家几近绝迹……中医只是由于比较晚受到冲击，加上民族国家羸弱、强敌侵凌的大背景，就与民族自尊心、传统文化挂上了钩，使问题复杂化了啊。
而受到现代科学冲击的，又何止是传统中医、传统西医、传统伊斯兰医学？宗教、信仰、习俗等等，从启蒙运动以来就不断被科学技术与现代观念冲击，引发了社会变革，也促使人的意识发生变革――价值观、世界观……同样，对生命的认识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