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期满，汪建考入北京中医药大学，就读中西医结合硕士研究生。他后来吹牛：“我是学贯中西医。”
这边的导师当时正参与一个项目，科研机会比较多。做组织切片的时候，小小的钻石刀攥在手里，一把7 000～8 000美元――这样的钻石刀实验室里有两把，在80年代初可谓价值连城。再有，一个电子显微镜就是十几万美元――这些条件都能极大满足汪建的虚荣心和求知欲，这也是吸引他考到这位导师门下的原因之一。
导师参与的是什么项目呢？“国务院第九办公室一号任务”，就是研究如何保存领导人的遗体。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遗体移入纪念堂，采用气液相结合的保存方法：遗体的衣服里包着福尔马林液体，面部和双手处于惰性气体环境中，保存效果很好。汪建所在的项目组要研究的是脂肪的保存：从中药的香精香料里提取出抗氧化的物质，在和毛主席差不多年龄、身高、体重的人体上作模拟实验，效果不错。
按各国习俗，人死后可土葬、火葬、水葬、天葬。而保存遗体的做法，仅见于古代埃及的木乃伊，以及中国楼兰女尸、马王堆汉墓女尸和一些大德高僧“真身不化”等个案，东正教也有圣徒死后制成干尸的例子。直到现代，才有了政治领袖逝世后，将其遗体进行防腐处理放入水晶棺供人瞻仰的做法。现代医学用福尔马林液、零下270摄氏度的液态氮等手段，可做到尸体长期不腐烂，但这并不适用于供人瞻仰的情况。所以，各国政治领袖遗体保存难度甚高，其技术至今都是机密。
列宁逝世后，苏联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布哈林认为，把列宁遗体像东正教圣徒死后一样制成干尸，是对其本人的侮辱。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也声明：“我对你们有一个恳求，不要把对他的哀悼变成对他个人形式上的尊敬，不要修建他的纪念碑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宫殿。”但在斯大林坚持下，政治局最后决定保存列宁遗体，这开了世界上长期保存人的遗体供瞻仰的先河。
1956年，毛泽东带头在政治局关于遗体火化的决议上签字。他曾对来访的蒙哥马利元帅说：“人总是要死的，我也不会例外。我死了身体火化，骨灰丢到海里喂鱼。”天安门广场上的纪念堂和水晶棺，应该非其本意。
据资料，有11位政治领袖的遗体曾进行防腐处理，并放入或计划放入水晶棺中。其中列宁、胡志明、毛泽东、金日成和乔巴山至今仍在水晶棺中，季米特洛夫、斯大林和哥特瓦尔德已移出安葬，而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由于技术处理滞后，未能实现供人瞻仰的计划。
在西欧各王国首都旅游，常常看到皇家教堂里的一个个角落，就是君主或皇族的长眠之地。比较奢侈的，在石棺四周雕有其逝世时的造像；比较俭朴的，坟墓化入教堂建筑中，仅留墓碑镶嵌于地面，任凭市民和游客走过。君主如此，共和政体下的政要则连皇家教堂的特权都没有了。美国国父华盛顿死后，葬于弗吉尼亚的故居弗农山庄，在波托马克河畔的森林草地间，与他的妻子相对长眠。
对于一位政治领袖、国家元首来说，如此身后事，显然更符合“长眠”的真意。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人们却设计出种种繁复的哀悼和厚葬，甚至动用大量社会资源保存遗体供人瞻仰，又是出于什么信念驱使？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不久，邓小平等领导人都要求自己百年之后遗体火化。这是由于对死亡的态度更加平和达观呢，还是由于对生命的认识更加深刻从容？无论如何，汪建参与的“一号任务”到此也就失去存在的价值了。因为在研究脂肪保存时，涉及脂肪酸、脂肪在血管内作用等内容，汪建就转向研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病机理和治疗。1986年，他主持的国家“七·五”攻关课题“脂质过氧化，血小板和血管壁细胞生物学行为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和消退”获卫生部二等奖。
年轻的汪建，雄心勃勃，要在医学科学领域干出一番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