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70年底，斯科塞斯利用一切机会勉强维持自己的电影事业：他在纽约大学有一份教书的工作；其他一切与电影相关的工作，只要找到他，他就会接下来。看起来，斯科塞斯似乎极有可能重蹈他的两位偶像（约翰·卡萨维茨和迈克尔·鲍威尔）走过的道路。这两个人尽管拥有毋庸置疑的才华，却始终徘徊在电影工业的边缘。通过东拼西凑，卡萨维茨拍了几部个人色彩浓郁的低成本电影。这些电影为他赢得了电影专业学生的喝彩，但却无法使他为一般大众所了解。鲍威尔则根本无法在他职业生涯的最后30年中拍出一部故事片。然而，斯科塞斯却并不想重复两位偶像的艺术道路，即继续做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纽约独立电影人。他雄心勃勃，既要得到艺术上的声名，又要获到主流的成功。于是，在弗雷德·温特劳布（Fred Weintraub，华纳兄弟的副总裁，也是《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投资人）的热情邀请下，斯科塞斯来到了好莱坞。“弗雷德手上有另外一部摇滚电影，叫作《活力大篷车》（Medicine Ball Caravan）……他已经有了9个小时的素材。这些素材有些是用8毫米胶片拍的，大多数是用一种特殊的35毫米胶片拍的，余下的是用16毫米胶片拍的。他推荐我去做剪辑，把这些素材理出一个顺序。大概是两个星期的工作量。”
对斯科塞斯来说，移居好莱坞，既是地理上的迁移，又意味着心理上和精神上的重新定位。因此，他的西部之行便意味着要在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中重新调整自己，以及因此而引发的精神痛苦。已经过去的1960年代晚期是“一个十分糟糕的时期”。那些后来被拍进《穷街陋巷》的个人经历始终纠缠着斯科塞斯：反复发作的哮喘加重了他的痛苦；事业停滞不前；整个人处在崩溃的边缘。那些日子里，斯科塞斯与他的纽约大学同学兼合作伙伴马迪克·马丁“坐在我的勇士牌汽车（克莱斯勒产品）里，写作《穷街陋巷》”，不愿意回家面对各自老婆的冷嘲热讽。“老婆们都恨我们。”斯科塞斯回忆道。个人生活和职业道路的双重挫败交会在一起，在《剃须记》中暗潮涌动，当剃须者将他的脸割成碎片时，让斯科塞斯感到狂怒的肯定不仅仅是“越战”。“我的确是在有意识地发出反战的愤怒叫喊。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内心深处确实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我想，那些东西和战争没什么关系。那只是一个十分糟糕的时期而已，一个十分糟糕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