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中那位经纪人的性格深深地迷住了斯科塞斯:“他的献身精神毁了他周围的一切。他性格中的残暴和美吸引了我，尤其是他砸碎镜子的那一场戏，充满了对自己的恨。”[18]斯科塞斯会被那位经纪人迷住，这一点儿也不奇怪。这个人物身上那种狂暴的毁灭力量，早早预示了斯科塞斯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的病态。斯科塞斯本人的性格中也有几分该经纪人的色彩。1978年末，正当他犹豫要不要执导《愤怒的公牛》的关键时刻，“疯狂的生活”将他打入了医院——直接病因是内出血。痛定思痛之后，斯科塞斯下定了决心：“我说我得干。我最终发现了诱惑我的东西——自我毁灭，还要连累周围的人。就为了这个我也得干。我就是杰克·拉莫塔（Jake LaMotta）。”
总体来说，1960年之前，斯科塞斯为《红菱艳》和《霍夫曼童话》所倾倒。1962年进了纽约大学之后，斯科塞斯则着迷于迈克尔·鲍威尔的另一部影片《偷窥狂》（Peeping Tom，1960）。最初，斯科塞斯简直不敢相信这部“杰出的”影片竟然出自于前述两位合作者之一。《偷窥狂》所表现的是窥淫癖与谋杀，其风格既野蛮又反讽。在某种意义上，这部影片与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的《精神病患者》（Psycho ,1960）非常相像，尽管后者比前者更享有盛名。和《精神病患者》一样，《偷窥狂》也是一部早期的犯罪电影，它用令人震惊（至少对于那个时代而言）的恐怖方式描写了恐怖的主题。然而，斯科塞斯对《偷窥狂》的兴趣，却不仅仅局限于它的恐怖。他更感兴趣的是影片主人公，一个热衷于记录私人生活暧昧瞬间的摄影师。斯科塞斯把这里的“摄影师”理解成了“导演”，由此他得以一窥电影制作中的独门秘笈：
我一直以为，《偷窥狂》和《八部半》（81/2，1963）说出了关于电影制作的方方面面：关于拍片过程，那里面的客观性和主观性以及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八部半》表现出拍电影的光荣和享乐的一面;《偷窥狂》则展现出了电影制作的攻击性，即如何用摄影机来侵犯生活。这是两部了不起的影片，它们涉及了电影的哲学，描述了电影可能带来的危险。仔细研究这两部电影，你就可以找到打开电影人心灵之门的钥匙。
如果说对于《偷窥狂》的敬畏还显得有些异类的话，那么对于费德里柯·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的《八部半》的高度关注，则属于那一代电影学院毕业生的常规学术训练。在纽约大学，作者论就是教条，学生们必须学着运用此理论分析欧洲导演的作品，也只能分析欧洲导演的作品。《八部半》只是一个象征，它标志着在《公民凯恩》、《红菱艳》和《搜索者》之外，一批欧洲大师的作品也开始进入了斯科塞斯个人的收藏夹。另一方面，斯科塞斯之所以迷恋《八部半》，很可能也与他的生活态度有关。他始终认为：电影就是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