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坐牢。
坐牢之前呢?
虽然他老半天没吭声，但最终还是给了个地址以及一个伦敦地区的电话号码。我把他的话翻译给汉娜听，而她又一次从耳后摸出那根白板笔，将其记录到笔记本上。她撕下一页纸，递给格蕾丝，而格蕾丝便悄悄地离开病房去打电话。她走得不怎么乐意，因为她不想错过好戏。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病人让-皮埃尔就像是从噩梦中醒来一般，笔直地坐了起来，身上还插着一堆输液管，用金亚旺达语粗野地说我他妈的出了什么事，以及为什么他没同意警察就把他拉到这儿。让-皮埃尔说这些话时汉娜正用英语叫我把她要问的话“精确”地翻译给他听。激动之下，她的话音低了。她说，萨尔沃，不管你个人出于对病人的关心想为他多做多少事情，但你翻译时请一定要做到不增不减--到目前为止，“病人”对我们二人来说都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概念。我用同样低的声音向她保证，不管她说的话是多么地让我痛苦，我都不会加以修饰美化。
“我们已经去叫住院医师了，他会尽快赶过来。”汉娜讲得很从容，中间也会停顿一下，好让我有时间翻译，但她停顿的方式比我以前的许多顾客要聪明得多。“我不得不通知你，让-皮埃尔，你患上了急性血液病。而据我判断，你被送来诊治时已经太晚了。对此我很遗憾，但你得面对现实。”
然而她说话时眼中有真心的希望，一种对于人生可以救赎的清晰而喜悦的确信。如果汉娜可以这么直截了当地透露坏消息，那么她一定知道让-皮埃尔能够面对，而我也应该就这么译。我尽可能恰当地把她的话翻译给让-皮埃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用语精确”只是外人的错觉，因为跟可怜的让-皮埃尔同样地位的卢旺达人很少会有人了解急性血液病之类。之后，汉娜让他重复一下她刚才的话--当然是由我翻译--以确认他已知情。我知道他们俩都清楚了，没什么好再费口舌了。
让-皮埃尔粗声粗气地重复了汉娜的话，我又将他的话翻译给汉娜听。之后汉娜又问我，让-皮埃尔在等亲人到来之前有什么愿望没有。我们都知道，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要告诉他，他很可能在他亲人到来之前就会死去。她问他为什么在希思公园露宿，而不回家同妻子儿女待在一起，但没让我翻译，于是我也就没翻。但我意识到她的问题涉及个人隐私，而我要是译了也涉及隐私。既然这个卢旺达人要护着自己的隐私，那他干吗要到汉普斯德特希思公园去死?
这时我才注意到，汉娜不仅握着让-皮埃尔的手，也正握着我的手。格蕾丝注意到了，而且印象深刻，但她并不好奇，因为她知道，我也知道，她的朋友汉娜并不会握住口译员的手，如果对方仅仅是个口译员的话。我身上有一半刚果人的血统，手是小牛皮的那种棕色。汉娜的是真正纯种黑人的手，手掌白里透红。我们的手握在一起，交缠在卢旺达人的病床上，而后者竟是我们的敌人。这与性无关，让-皮埃尔还在我俩之间，奄奄一息，这怎么可能呢?这与才发现的血缘关系有关，我们这是在相互安慰，同时也是在安慰我俩共同的病人。这是因为她心潮澎湃，而我也一样。面对那个可怜的垂死的让-皮埃尔，她心中很受触动，尽管她值班时每天从早到晚都会看见垂死的人。我们正在照顾被我们视作敌人的病人，这使她感动。从汉娜戴的金质十字架我看出与她自小相伴的福音信仰，她正以基督教的爱去爱一个敌人。她也被我的声音触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