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儒家哲学的重要问题(8)

宋儒论性,最初的是王荆公。他不是周、程、朱、张一派,理学家他排斥在外。荆公讲性,见于本集性情论中。他说:“性情一也。七情之未发于外,而存于心者,性也;七情之发于外者,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情而当于理,则圣贤;不当于理,则小人。”此说在古代中,颇有点像告子。告子讲“生之谓性”,“食色性也”,“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与“当于理则君子,不当于理则小人”之说相同。荆公在宋儒中,最为特别,极力反对李翱一派的学说。

以下就到周濂溪、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算是一个系统。他们几个人,虽然根本的主张,出自李翱,不过亦有多少变化。其始甚粗,其后甚精。自孔子至李翱,论性的人,都没有用玄学作根据。中间只有董仲舒以天的阴阳,配人的性情讲,颇带玄学气味。到周、程、张、朱一派,玄学气味更浓。濂溪的话,简单而费解。《通书?诚几德章》说:“诚无为,几善恶。”这是解性的话。他主张人性二元,有善有恶。《太极图说》又云:“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他以为有一个超绝的东西,无善无恶,即诚无为。动而生阴,即几善恶。几者,动之微也。动了过后,由超绝的一元,变为阴阳善恶的二元。董子所谓天,即周子所谓太极。周子这种诚无为、几善恶的话,很简单。究竟对不对,另是一个问题。我们应知道的,就是二程、张、朱,后来都走的这条路。张横渠的《正蒙?诚明篇》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形状尚未显著以前,为天理之性。形状显著以后,成为气质之性。天理之性,是一个超绝的东西。气质之性,便有着落,有边际。李翱以前,情性对举是两个分别的东西;横渠知道割开来说不通,要把喜怒哀乐去掉,万难自圆其说。所以在性的本身分成两种,一善一恶,并且承认气质之性是恶的。比李翱又进一步了。

明道亦是个善恶二元论者。《二程全书》卷二说:“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他所谓气,到底与孟子所谓情和才,是全相合,或小有不同,应当另外研究。他所谓性,大概即董子所谓情,论情要带着气讲。又说:“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人生气禀,理有善恶,然不是性中元有此;两两相对而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气禀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他一面主张孟子的性善说--宋儒多自命为孟子之徒--一面又主张告子的性有善有恶说。生之谓性一语,即出自告子。最少他是承认人之性善恶混,如像董仲舒、扬雄一样。后来觉得不能自圆其说了,所以发为遁词。又说:“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这好像禅宗的派头,才一开口,即便喝住。从前儒家论性,极其平实,到明道时,变成不可捉摸,持论异常玄妙,结果生之谓性是善,不用说,有了形体以后,到底怎么样,他又不曾说清楚,弄得莫名其妙了。伊川的论调,又自不同,虽亦主张二元,但比周、张、大程都具体得多。《近思录?道体类》说:“性出于天,才出于气。气清则才清,气浊则才浊。气则有善有不善,才则无善无不善。”这种话与横渠所谓天理之性、气质之性,立论的根据很相接近。《全书》卷十九又说:“性无不善,而有善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则自尧舜至于途人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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