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为什么主张性恶?亦是拿来作教育的手段。孟子讲教育之可能，荀子讲教育之必要。对于人性若不施以教育，听其自由，一定堕落。好像枸木钝金，若不施以蒸矫砻厉，一定变坏。因为提倡教育之必要，所以主张性恶说。一方面如孟子的极端性善论，我们不能认为真理；一方面如荀子的极端性恶论，我们亦不完全满意。不过他们二人，都从教育方面着眼，或主性善，或主性恶，都是拿来作教育的手段，所以都是对的。孟子以水为喻，荀子以矿为喻。采得一种矿苗，如果不淘、不炼、不铸，断不能成为美的金器。要认性是善的，不须教育，好像认矿是纯粹的，不须锻炼。这个话，一定说不通。对于矿要加工夫，对于人亦要加工夫。非但加工夫，而且要常常加工夫。这种主张，在教育上有极大的价值。但是离开教育，专门讲性，不见得全是真理。我们开矿的时候，本来是金矿，才可以得金，本来是锡矿，绝对不能成金。
孟荀以前，论性的意义，大概包括情性并讲，把情认为性的一部分。孟子主性善。《告子上》论情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性善所包括的情亦善。荀子主性恶。《正名篇》论情说：“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性恶所包括的情亦恶。笼统地兼言性情，把情作为性的附属品，汉以前学者如此。
至汉，学者主张分析较为精密。一面讲性的善恶，一面讲情的善恶。头一个是董仲舒，最先提出情性问题。《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说：“……天地之所生，谓之性情。性情相与，为一瞑，情亦性也。谓性已善，奈其情何?故圣人莫谓性善，累其名也。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言人之质而无其情，犹言天之阳而无其阴也。”董子于性以外，专提情讲。虽未把情撇在性外，然渐定性情对立的趋势。王充《论衡?本性篇》说：“董仲舒览孙孟之书，作性情之说曰：‘天之大经，一阴一阳；人之大经，一情一性。性生于阳，情生于阴。阴气鄙，阳气仁。曰性善者，是见其阳也；谓恶者，是见其阴者也……。’”人有性同情，与天地的阴阳相配，颇近于玄学的色彩。而谓情是不好的东西，这几句话，《春秋繁露》上没有，想系节其大意。董子虽以阴阳对举，而阳可包阴；好像易以乾坤对举，而乾可包坤一样。《春秋繁露》的话，情不离性而独立。《论衡》加以解释，便截然离为二事了。大概董子论性有善有恶。《深察名号篇》说：“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一身。”这个话，比较近于真相。孟子见仁而不见贪，谓之善。荀子见贪不见仁，谓之恶。董子调和两说谓：“仁贪之气，两在一身。”所以有善有恶。王充批评董子，说他“览孙孟之书，作性情之说”。这个话有语病。他并不是祖述那一个的学说，不过他的结论，与荀子大致相同。《深察名号篇》说：“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实性篇》又说：“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茧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后能为雏，茧待缫以涫汤而后能为丝，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善教训之所然也。”孟子主张性无有不善，他不赞成。荀子主张人之性恶，他亦不赞成。但是他的结论，偏于荀子方面居多。董子虽主情包括于性中，说“情亦性也”，但情性二者，几乎立于对等的地位。后来情性分阴阳，阴阳分善恶，逐渐变为善恶二元论了。汉朝一代的学者，大概都如此主张。《白虎通》乃东汉聚集许多学者，讨论经典问题，将其结果编撰而成一部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