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文所说，即使在开禁时期，私人出海仍然受到一些限制，而在实行“海禁”期间限制就更多了。但是，就像清朝后期无法禁止鸦片贸易的情况一样，明朝和清朝前期对海上贸易的监控大部分都是有名无实，无法有效地执行，正如王日根教授所说：
规定不能使用双桅大船，但人们可以在海岛上修造，或干脆在国外建成再开回国内；规定不能携带武器，可是搜查的官员往往无法彻底检查；规定什么船必须走什么路线，可船户说风向、天气并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规定商船必须按商船挂牌，渔船必须按渔船挂牌，可有时有些船今天经商，明天就改成了捕鱼，也有相反的情况――事实确实是这样，经商和捕鱼往往都存在季节性；规定多少人乘船出洋，就要多少人准时回来，这实际上没有考虑人的生死因素和其他偶然因素；规定什么船出去，就得什么船回来，可是有的说遭风暴沉没了，有的说船陈旧改造了等，所有这些，令陆上的官员防不胜防，穷于应付而不逮。于是出现了“商民往返外洋，或人回而船不回，大船出而小船回及出口人多、进口人少者”的现象，有的甚至“出海昧心，故意沉失，遂致不服重整”；有的本该走东洋，却借口风使之去了西洋；还有的是钻官僚政治腐败的空子……53
参与这些非法海上走私贸易的，包括与豪门官宦有关系的海商、从事私通接济活动的沿海居民、以武装走私方法进行海外贸易的倭寇，以及知法犯法的沿海守御官兵等，各式各样的都有54。更有估计，在嘉靖时期横行的倭寇，有70%以上是来自中国，倭寇首领中有83%是中国人，而所谓倭船，大部分都是在中国建造的船舶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