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屋通常挤满了逃家聚众的嬉皮青年或10来岁的流行歌迷。它大抵是一间出租公寓，由某个工作挣钱或父母慷慨的人支付。朋友们和陌生人临时扎堆（‘crash’the pad），他们来来去去，爱待多久就待多久，可能会也可能不会闯进来寻求花销或生存上的帮助。每个人都为所欲为，几乎没有什么群体决策。临时屋不过就是一个待着的地方，但也有一部分的确表现出某种公社的感觉，因为在常常共居一室（经常没有任何个人隐私的伪装）之外，居留者也确实分享事物、建立群体关系，有时候甚至大部分人都从群体中获得了一种安全感。（Fonzi，1972，第182页）
另一方面，从定义上说，目的是“有目的社群”的一个首要特点。
这种类型的合作社的成员在努力建立一个小型的社会体系，能够使他们过上他们认为是人应该过着的生活……建立一个“预言性”或“乌托邦”社群的动机要大于经济或实用的方面。是忠信某一原则，是依照个人信仰的生活方式进行生活，是自我革命化并为革命社会提供一个范例。（Fonzi，1972，第183页）
芬齐也提到了“合作社”，这是实际的组织化生活安排，它的成员分担住房和维修费用，有时也要分担生活费用（1972，第182页）。
作为一个典型“临时屋”的成员，米凯莱和他的同伴们没有正当的职业，也没有人想找一份职业。他们居住或长时间停留的公寓由米凯莱的父亲支付费用（米凯莱有一次与父亲联系，讨要“例行支票”，这显然打消了观众对他如何养活自己的疑问）。在这里他们的生活没有任何结构，他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他们待在一起并没有什么清楚的目标--或许可以说，他们的共同生活是实现某些功能的途径：建立一个由专注而擅长于表演实验戏剧的演员组成的团队，讨论和批判他们所生存的世界，或者就是聚在一起分享经验。说米凯莱利用朋友们来帮助抚养儿子，也并非空穴来风。像有目的社群的成员一样，米凯莱和他的朋友们反叛主流社会（传统的核心家庭总是这一社会的支撑和象征），梦想着一场革命。然而，他们似乎都对这一目标并不上心和确定，也从未提及任何实现的途径。
米凯莱曾说一个总是因他从来不在公社中生活而批评他的朋友让他觉得很烦，他的说法表明他确实为此感到愧疚，而且他从未得到这样去做的勇气。在影片故事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发现法比奥一直是一个公社的成员，他很惊讶，或许还有点儿嫉妒自己的朋友，而当他发现这是一个佛教公社时，就更加震惊了--“意大利佛教徒?”他半是嘲讽半是艳羡地问道。从米凯莱逃出训练营的努力来看，他更喜欢非正式的“临时屋”，而非更结构化的公共组织。也许，“临时屋”不涉及什么承诺，因此也就不需要加入公社所要求的勇气。如莫斯?坎特（Moss Kanter）所观察到的，非正式性，缺乏结构、清晰界定的目标和领导层正是短命社群的典型特征：“今天的绝大部分无政府主义公社的前景都是黯淡的；比之19世纪的成功社群，它们缺乏那种基于承诺的实践”（Kanter，1972，第178页）。似乎是为了确证这一观点，莫瑞蒂暗示《我行我素》中表现的公社几乎不可能长存。在影片结尾，每个人都各奔东西，米凯莱仍旧孤身一人；甚至他的儿子也回到了母亲身边。影片结尾的调子很阴沉。孤独的米凯莱根本不是自足的，相反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非常不快乐的男人，他所有最重要的需求都完全得不到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