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意大利家庭的第二个主要特点是“窄”（thin），原因在于意大利妇女极低的生育率。意大利曾经是欧洲生育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如今却是整个西方世界最低的。生育峰值出现在1964年，当年有1032000个婴儿出生，到1987年则降低为552000个（Ginsborg，1987，第414页）。在1970年，每位意大利妇女平均生育2.42个孩子（接近欧洲社会的平均值），到1980年降为1.64个，1990年为1.3个，而到1993年则为1.21个（Ginsborg 2001，第69页）。2000年生育率是1.24，欧洲平均数则为1.47（Gallo，2001，第15页）。金斯伯格提出了导致低生育率的两个主要因素。第一个富有悖论意味，并非意大利妇女的解放，而是解放的不完善导致了一种出于自愿的生育控制。
意大利妇女也许仍然希望有两个孩子，但她们的生活压力使这种儿女双全难以实现。男人在家里还是几乎什么也不干；在每个家庭中，照料家居的主要任务都落在了母亲身上；职业妇女感到自己被家庭和工作中的“双重存在”搞得筋疲力尽。随着个人选择自由的兴起和避孕药具的使用从精英阶层扩散并渗透进意大利家庭，妇女看待自我的观念改变了。这种主体性的变革……产生了对生育第二个或第三个孩子的抗拒。（Ginsborg，2001，第72页）
第二个理由，是意大利的父母尤其是妇女所持有的一种“激愤的新马尔萨斯式审慎”，即前面已指出的必须照料家庭中年老成员的预期：“这是第二个悖论：正是意大利家庭的强大导致了它规模的缩小。”（同上）
“窄长”的现状也富有意义地预示着意大利家庭的内在动力。其中之一是一种特别强大但未必总是健康的母子关系，比之他们的姐妹，儿子一般来说在父母家里待的时间更长；第二，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而且孩子一般是在父母年过30之后出生，这一主导模式使孩子成为父母和祖父母的不健康的过度关心和过度溺爱的对象，延搁了孩子的独立过程，并在很大程度上使意大利家庭停留在孩子幼年的状态（Ginsborg，2001，第80页）。这种趋势的一个最极端而滑稽的例子在2002年4月被意大利和国际媒体广为报道，并激发了法国导演艾蒂安?查特列兹（tienne Chatiliez）的灵感，拍摄出《唐基》（Tanguy，2001）一片。这是一场父亲和成年儿子之间的抚养费法庭大战。这场诉讼的输家朱塞佩?安德列奥利是一位解剖学教授和前国会议员，他拒绝对30岁的儿子马可?安德列奥利给予经济支持，后者是法律专业的毕业生，但仍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然而，法庭判决朱塞佩?安德列奥利必须每月继续付给马可大约500英镑，直到他能够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为止。意大利评论界警告说，“这一判决可能使意大利已经很低的生育率继续走低，阻碍人们离开家庭、步入婚姻并生儿育女。”（Willan，2002，第2页）
我们认为，近20年间表现在意大利家庭生活中的很多此类趋势在莫瑞蒂的影片中都有例示和评论。在他的家庭画像中，这位电影工作者经常加以嘲讽，但这也是自我反讽，因为他自己也是一直和父母同住到了29岁。他在1987年承认：
4年前我搬出了父母的公寓--确实有点晚，我都29岁了，这可是整个拉齐奥大区的纪录，没人这么晚离开父母。在制作《比安卡》和《弥撒结束了》的时候，拍摄的阶段我不打算自己一个人住，于是就又回去和父母待在一起。（Gilli，1987，第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