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胡米尔，亲爱的，当我们国家的军队进驻到您的国家时，我小姨疯了。”
安娜有一位小姨，乔尔吉娜，是她母亲的妹妹，是火是水，是狼是羊（怀着可怜的二元论的条件反射，我们可以罗列一天，劳莱与哈戴，歌德和席勒），玛利亚和乔尔吉娜。她们不喜欢彼此，准确地讲，是玛利亚不喜欢乔尔吉娜，而乔尔吉娜根本就不搭理玛利亚。安娜对母亲表现出的强烈，尤其是公开的敌意感到意外。她不敢不喜欢自己的亲人；她清楚地看到，自己与他们毫无关系，不仅与勤劳的哥哥无关，与自己根本不知道是谁的父亲无关（她讲不了父亲的什么坏话，要么她只能讲他的坏话，把他说得一无是处），就是跟已经过世了的母亲也毫无关系。（安娜的母亲死于1980年春天，去世前变得越来越瘦，五十公斤，四十五公斤，四十公斤，三十七公斤……体重骤减。她的婆婆则在同年夏天辞世。安娜和作家突然变成了孤儿，同时毫无疑问，他们是成年人。）
安娜的立场不由自主地站在乔尔吉娜一边。她俩很快就气味相投。小姨酷似老年的西蒙娜?塞格诺，有着同样的眼袋，出神的眼睛，肥胖健硕的身体，永远粉红色的敏感嘴唇，因吸烟而变粗的哑嗓儿，总而言之，她看上去很美，有着一种所有元素都丑陋变形了的女性之美。这几年她过得痛苦不堪，小便失禁，不得不用尿布，走不了几步就需要停下，“浑身僵硬得如同用脚尖旋转之后”。
“1968年8月21日，乔尔吉娜疯了。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她情绪失控，这么说太轻了。当时她喝了许多酒，整个夏天她都酩酊大醉（她灌了自己整整一个夏天），从早到晚烂醉如泥，有的时候一连几天踪影皆无，她忘了从公共汽车、有轨电车上下来，乘着公车在城里兜圈儿。有一天她卧床不起，在‘大游行’后，这种情况时有发生，这种时候，她会得到女楼长奥玛塔的照看，奥玛塔给她带来面包、粉肠和第一天的啤酒。”
“您要照顾好自己，我的乔尔吉娜。”她无可奈何地叮嘱说，仿佛是对自己的孩子。既使遭到乔尔吉娜的拒绝，她仍一如既往亲热友善，乐于相助；奥玛塔三十四岁生日那天，她们俩勾肩搭背地一起醉倒了。
“让我们一起生活吧。”当时尚还苗条、肤色棕褐的妇人娇柔地说。乔尔吉娜笑着吻了她的嘴，顺手又开了一瓶啤酒。
“别说这个，亲爱的。我不想跟任何人一起生活。不管怎么说，我都受不了。”
8月21日，当奥玛塔跨进房门时（乔尔吉娜从不锁门，起初，女楼长小心谨慎地用钥匙从外面锁上门，结果引发了一场撒酒疯似的争吵，“如果有谁想要进来，怎么都会进来，这里的一切都敞开着，所有的人都敞开着，赤身裸体，整个国家，所有的人都是一幢可以透视、可以穿行的房子！”），闻到一股扑鼻的恶臭。乔尔吉娜一看到她，立即哭了。
奥玛塔为她喜欢的人洗浴，擦净，将她裹在素白、柔软的大浴巾里，并为她换上新的被套。乔尔吉娜从沙发上看着她，如同一尊雕塑，一尊哭泣的雕塑。就在那天晚上，流完眼泪之后爆发了一阵先知者的愤怒，她对奥玛塔又揪又拽，左推右搡，说奥玛塔是罪魁祸首，让她不要否认，最好还是承认，回头她会跟她算总账的，她，从烈火之中，从无穷无尽的虚无之中，从无以效仿的造化之中，但是哎呀，够了，现在她将用砍头斧分发正义，或者施舍宽恕——就像某位耍把式的一样，以惊人的速度，画着十字，恩赐祝福。
她的癫狂越来越严重，直到有一次试图掐死奥玛塔，她被送进了神经科，不过很快被放了出来。安娜几乎认不出她来了，并不是因为身体的变化或面孔的变化，而是她的神态，她的神志。几个月后，可以这么说，她摇身变成一个宗教狂，总是微笑，每天祈祷。
“我不忏悔，”她微笑着说，“我不向神甫忏悔……”她继续微笑着补充道，“我累了，可爱的奥玛塔……”
她慢慢地恢复了往日的洪亮嗓音和已经忘记了的动作，她比较小心地喝一点点，不过，她只要喝一点点就会醉倒。安娜惊恐地看着她抓起酒杯，她用力之大，仿佛是要挣脱它。安娜经常去她家探望，因为小姨足不出户，如果说在她身上发生了变化，那就是自从1969年之后，她再也不曾跨出家门半步。
“她喜欢我先生。”
“即使没有人喜欢的人你也会喜欢，不是吗？！”她问作家。作家尴尬地笑起来。以前，安娜还给她唱布鲁斯，后来再也不唱了。乔尔吉娜最喜欢的歌手是卡尔逊，小卡尔逊，斯德哥尔摩的布鲁斯之父；所有人，世界上的所有人都以为在斯德哥尔摩不可能唱布鲁斯，但是实际可以唱——那时的T.伯恩?沃克还不是莱斯?黑特乐队的主唱，他还没有穿着金丝绒的西服摇臀摆胯，他唱小卡尔逊那首迷你小曲《风轻吹人发狂鼻出血布鲁斯》时，至少要比猫王早二十年。
如果你的鼻子出血，
你不要问是怎么回事。
你不要问是因为什么。
如果你的鼻子出血，
你的心啊，已该歇息。
是某个挪威家伙写的歌词。
当裂开的创口在我心里愈合的时候，
曼陀林上的一根琴弦（稍稍停顿！）
却已绷断。
卡尔逊的琴弦也绷断了；据说，他在1945年得知纳粹集中营的存在，他写信给一位柏林的犹太大法师，他曾在哥本哈根的一场音乐会上结识了大法师的女儿，他在信中毛遂自荐，说他也将成为犹太人。大法师在回信中用礼貌的口吻阻止说：“谁说自己是瑞典人，谁就是瑞典人，但是——我可爱的孩子——被称做犹太人的人，才能是犹太人（而且他的亲生母亲是犹太人）——生为犹太人与皈依犹太教不是一回事。请你相信，我写这些不是出于傲慢。这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做犹太人不容易，想成为犹太人也不那么容易。关于和你很熟的尤迪特，我没有她的消息，我的孩子，人们最后一次看见她是在莱比锡，在一群正直、善良的人们中间，现在她不和我们在一起，假如她在这里的话，肯定会真心地问你好。即使别的不能，但她床头那张哥本哈根城市地图肯定会让人时刻记起她。”
卡尔逊不再唱歌了。有一次，还是在披头士时代，有过一次引发异议的电台采访，一度在世界上风传一时，有位记者问卡尔逊：能否将他的沉默理解为某种“阿多诺辩证法”？卡尔逊当时已经病入膏肓，大概是患了皮肤癌，体重锐减，消瘦矮小，就像一个马车夫，而且喝得酩酊大醉；他根本不知道谁是阿多诺、什么是辩证法。
“您是因为奥斯维辛而不再唱歌的吗？我能不能这么说，自从有了奥斯维辛，就不能再唱布鲁斯了？”记者问。卡尔逊又是干咳又是擤鼻涕，随后语清字明、不容误解地回答说：
“胡扯。我的嗓子劈了。”
在当时，这两句话一度风传世界；非常喜欢《风轻吹人发狂鼻出血》的约翰?列侬，整整一个星期逢问就答：“胡扯。我的嗓子劈了。”许多次，安娜也很想这样回答，而且乔尔吉娜也鼓励她，可她还是不敢这么做。她们又重新开始写信。
我可爱的孩子，我的小安娜！
早晚有一天我会去你家的——鬼知道我还可以爬多久。祝你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我的小鸽子，你有着艾尔代伊公牛的力量。我也有过，也是从那里带来的，但是已经消耗殆尽。慢慢一切都要干涸——我手忙脚乱，就像一只长癞的猫，无论怎么保养也无济于事。（在各个方面！——但这个只是我俩之间的秘密。）另外，我在许多年后答应了奥玛塔的要求。这样一切都会平和一些。
拥抱你：乔尔吉娜小姨
安娜总共见她父亲哭过三次。第一次是为乔尔吉娜，第二次是为国家，第三次则是为他自己。
第一次发生在1954年，是在乔班卡的那个五月份的圣诞节。晚上，乔尔吉娜推门进来时，安娜已经睡熟了（但她马上又被惊醒）。房间里充满了香水和法国白兰地的味道。在安娜眼里，小姨打扮得很漂亮很神秘，如同模特。只要妹妹一出现，玛利亚就会立刻感觉受到了伤害。
安娜的母亲说：“她只要瞥我一眼，就能把我变成一个干家务的临时工。”事实上确实如此。安娜的父亲缄口不语，玛利亚又说：“你总是一声不吭。”她这话说的也是事实。男人看着小姨子，仿佛盯着一扇忘了关的窗户，暴风雨正从窗口泻到屋内——那是一个夏日的夜晚。乔尔吉娜当时还不满二十五岁，但她看上去好像是三十五岁，她的妆化得很重，脸有点虚胖，臃肿，陌生，陌生，陌生。这时候，孩子们跑回到自己的房间，屋里只剩下那对彼此怨恨的亲姐妹，父亲把脸埋到安娜脚下的被子里，哽咽抽泣，一副无辜的样子。安娜在黑暗中缩成一团，紧张得连大气都不敢出，她把枕头蒙在头上，以免卷入这场无聊的闹剧。一个成年人有什么好哭的？她心里纳闷，他们应该知道，没有人会安慰他们的。她并不害怕，而是怨恨她的父亲。
几年前，乔尔吉娜遭到误抓，人家本来要抓的是住在隔壁的老将军，从老将军家（从贝埃利?古伊多大叔的家）可以站在山丘之上眺望多瑙河，贝利?乔尔吉娜则住在楼长家楼里的一个小屋里。来人尽管时刻提高着具有历史意义的、自以为公正的革命警惕性，但在1951年“圣梅达德纪念日”后的一个雨中的黎明，他们不仅没有细看公文，甚至连“古伊多”是个男人名都没有注意。不过，他们很快纠正了错误，又把将军抓走了。乔尔吉娜格外刻苦地学习舞蹈，她有精神和肌肉的天赋，只是身体条件不是很好，虽然非常可爱，但个头太矮，所以她必须用勤奋补偿那些无法补偿的东西。
她去了米什克尔茨市旁边的一个小村庄。九月份，她一脚踩到一把长柄镰刀上。据家里人的说，喝醉了的当权派下了一道追捕令，挨门挨户地查找藏起来的和被藏起来的“佩斯妓女”，在一个铅灰色的午后，她别无选择，只有逃跑。一个女孩在前头跑，整个游牧部落气喘吁吁地在后头追她，就在这时，她踩到了镰刀……还算幸运的是，那帮有头有脸的家伙们也在附近，他们用吉普车将她送进了郡吉什医院。乔尔吉娜的脚掌上被横割了一道大口子，锐利的刀刃一直割到侧面的脚踝，肌肉、肌腱和韧带全都断了——“手术的难度虽然很大，但结果还是做得很漂亮。”教授安慰说。这只是乔尔吉娜芭蕾舞学员生涯中的一段小小插曲。
“真是这么发生的吗？”
“怎么可能呢，我的小安娜。他们根本不敢碰我。他们只能远远地冲着我流哈喇子，根本不敢碰我一根毫毛。”乔尔吉娜经常这样撒谎；手术之后她开始喝酒，喝了足有三十五年。
“你为什么喝酒，乔尔吉娜小姨？”
“我跟你说过，我可爱的孩子，你就叫我娇姬吧。你怎么跟你妈妈一样，总是那么一本正经。你知道她很讨厌我。但是你要相信我，我从来没有为了得到你的爸爸而动手脚。那也是事实，我喝酒不是因为你妈妈。我不喝酒，而是长醉不醒……我，我的小宝贝，我整壶整壶地喝啤酒已经喝了三十五年，一点不是因为爱喝，我对醉酒感到憎恶，我之所以喝，是为了帮助自己思考，为了更容易地潜入词语的深层本质，因为我读书不是为了娱乐，不是为了打发时间，不是为了容易入睡，我，一个生活在十五辈人世代写作、读书的国度里的人，之所以喝酒，是因为读书已经永远不可能让我入睡，是因为读书总好像给我灌了一碗凉汤，因为我赞同黑格尔的这一观点，有趣的人很少尊贵，犯罪的人很少杀人。假如我能够写作的话，那么我会写一本关于人类最最不幸和最最幸福的书……”（“博胡米尔，她是一位与你相配的女人。喝啤酒喝到了最高的境界。啤酒和荷尔德林，这两个都是她的专业领域。”）
安娜第二次看到父亲哭泣是在1956年11月，当时，他惊恐万分并怀着愚蠢的希望试图从女儿眼里获得鼓励，车已等在家门口，他们已经收拾好东西，母亲沉默地（愤怒地）站在厨房里，父亲拿不定主意，他会出于怯懦留下，或者出于怯懦离开。——这是1956年匈牙利的一个定格画面，一幅肖像，有多少多少人在家中等待，而且全都是这个样子，同样苍白的面孔，同样的皮箱，卡车都带着同样的柴油味儿，不知所措的父亲们，沉默忍耐的母亲们，大气不出的孩子们……（当时，在我家门前也停了一辆红十字卡车。我父亲恐怕连头都没抬，就撵走了司机。之后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后来从他嘴里听到过无数次，在足球场上，大多数时候是在足球场内，一个蹩脚的传球会让他从观众台上大声吼叫：“怎么了？往哪儿？为什么？”当时他说的也是这句，在十一月清冷的黎明，只是他的声音很小：“怎么了？往哪儿？为什么？”）
当时安娜并不知道，除了她父亲和乔尔吉娜之外，只有上帝知道那天早上她父亲在电话里跟谁说了些什么。玛利亚可以说知道，也可以说不知道，我的意思是说，她虽然肯定不知道，但是感觉像是她知道似的。
“那天早上，你那个再傻不过的爸爸打电话给我，说我们一起去闯世界。那么多年，这可怜的家伙始终在他的脑袋里幻想着爱我。我告诉他，这完全是他凭空幻想出来的爱情。你别跟他说，我的孩子。现在反正也无所谓了，一切全都过去了。一场滑稽的闹剧。对自己滑稽辩证法的认真模仿：这就是他的生活。”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作家插嘴打断她，“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别那么自以为是。别以为我是在说你。”
“我根本没往这边儿想。”作家说。
“那么说也太夸张了，”乔尔吉娜把脸埋到啤酒杯里，“电话铃响时，在我家藏着两个人，一个十九岁的男孩，他是个‘革命者’，不过关于他我不想聊太多；另外一个是我的女友，一个秘密警察……她在国家安全局当打字员。她过得并不是万事如意，她丈夫是一位颇有实权的区政府领导。‘我实在无能为力，我实在无能为力。’他一遍遍地对妻子说，他告诉我的女友，我的女友又把这话转递给我：‘我实在无能为力。’由于精神崩溃，他五十岁时就退休了，那是在1975年。从那之后，他开始一声不响地酗酒。”
“跟你一起吗？”
“不是，我的小安娜，不是跟我。上帝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能宽恕我们。人类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担负记忆。道德就是记忆……或者说……书上是这么写的，上帝根据自己的样子创造了我们……所以人类并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过渡时期……我已经忘了，不过我还是记得；我宽恕，但还是会复仇。”
安娜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第三次哭泣，发生在第二次哭泣之后的十一年后；她父亲遇到并且结识了一位邵普隆市的女教师，可以说是偶然的萍水相逢，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世界上不存在偶然，或者说偶然几乎就不存在（他俩借口相识的基础是克利斯蒂安?惠更斯，是他率先提出的数学期望概念；另外，他虽然毕生投身于科学，但并不是一位与世隔绝的隐士：他曾给同时代的美丽妇人们写过不少诗歌），安娜的舅舅在两年前发现了他们的通信。“博胡米尔，那样优美的情书我还从来没有读到过。那么纯洁，那么清澈，情感饱满得令人恐惧，我父亲和女教师，那种渴望实在惊人……您要知道，就是……就是从文法上讲，他们也令人十分钦佩。这些信写得是那么美。但是，由于我父亲并不想争吵，我母亲立即变得态度强硬，她拿我们说事，而我们这些被拿去说事的对象们（资本！）则躲在一旁偷看，我哥哥满腔愤怒，我失声哭泣，我为无声哭泣的父亲哭泣，我哭啊哭啊，因为我从不相信，即使现在我都不相?，我已经淡忘了当时发现的这个事实：我父亲是一个感情深厚的人，甚至，尽管他的内心始终藏而不露，他是个男人。
“第二天早晨，我母亲甜得跟蜜一样。而且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漂亮。她为谁打扮得那么漂亮？就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自私。她从来都不知道。也许是我不知道她其实知道？
“‘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当我和我先生被她发现的时候，她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