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十二月九日的晚上，瑞典的一家银行请了十多位曾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者晚宴，来宾六十多人。阿罗（一九七二获奖者）与我被选为宴后讲话的人。起初我以为是代替在九天前不幸谢世的施蒂格勒说些什么，但在宴前两个小时，一位主事人相告，我的讲话是代表科斯的。原来科斯连日奔波，疲倦之极，要在颁奖的前夕多些休息。
我演说从来不作准备，而在美国演讲时，座中有三几位诺奖得主已试过几次了。然而，十多位诺奖得主在座的情况，却从未遇！我虽不脚软，但有点紧张。在晚宴前的酒会中，我首先遇到阿罗。我们没有见面十多年了，他一见到我，就热烈地跟我握手言欢，使我感到一阵温馨，紧张的心情也松弛下来了。接 见到弗里德曼夫妇 米勒等人，大家都在说笑，气氛很友善。
殊不知入席时，我突然见到萨缪尔森，又立刻变得紧张起来了！萨氏是半世纪以来最杰出的理论天才，但自从十多年前他太太去世后，他变得沉默寡言，整天皱 眉头，使人有难以亲近之感。我佩服萨氏，知道他的厉害，也生畏。
那夜见到萨氏在座，我想，此公当年不到二十岁锋芒毕露，发问从来不客气，讲话后的听众发问，一般地说，我可以兵来将挡，可是假若萨氏返老还童，要以什么方程式来跟我过瘾一下，我倒不容易应付了。
阿罗先讲话，讲了三十分钟，轮到我。我走到麦克风前，向左一看，坐 的是弗里德曼，对 我笑容可掬，不住点头，示意嘉许。但当我向右一看，坐的是萨缪尔森，只见他闭 眼睛，显得愁眉苦脸似的，一时间我凉了半截；不过，话还是要讲的。我胡乱地说了一些，是关于科斯理论对中国经改的影响。最后我说，假若我自己对中国的经改有点贡献，总而言之，是我无形中作了“中间人”，把科斯的学说介绍到中国去。我又说，这“中间人”不难做，因为科斯的产权及交易费用理论可以说得很浅白，是不难“推销”的。我自己觉得话讲得不好，但在散场之际，弗里德曼走到我身旁，说：“你讲得很好。明天中午，你和太太可否到我的酒店来跟我们进午餐 ”我欣然答应了。当夜回到酒店，闲 无聊，挂个长途电话到香港给杨怀康，向他述说因为萨缪尔森在座，使我乱了阵脚，讲话讲得一塌糊涂。杨老弟听说我有难，高兴到不得了，笑得很开心，说：“这叫做牙擦苏遇到黄飞鸿！”我认识杨老弟十多年，从来没有听过他说出这样中肯的话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