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对。周先生，现在大家都叫您是文字语言学家，其实您是可以成为金融学家的，您以前学的是金融。您后悔不后悔？
周有光：这个事情是有点偶然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在上海复旦大学教经济学，我是经济学的教授。可是业余呢，我一直对语言文字感兴趣。一九五五年，中央开了一个会，叫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叫我来参加，我就来了。会议开完了，我赶快要回去了，因为我要上课，我还接着忙（ 我的 ）事情。那么领导说你不要回去了，你留下来在新成立的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做语言文字的工作。我说不行，我是业余的，我是外行。领导讲什么呢？领导说现在这个工作是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我就不好拒绝了。
崔永元：那个时候没有内行。
周有光：这样我就改行了，这是一个偶然的事情。
崔永元：您愿意吗？
周有光：我很满意，因为什么呢？那时候有一个思想，叫建设新中国，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我就服从这样一个原则，需要我那就很好，因为经济学教授上海多得很，而语言文字这一行，人的确是很少，所以我就改行了。我就这样一个原则，既来之则安之，来了之后我就把经济学完全丢开，规规矩矩地学语言学和文字学。
崔永元：据我了解当时这个汉语拼音的方案，文字改革委员会收到的各种方案，有一千四百多个。那么这一千四百多个肯定是千奇百怪。都有什么样的，您给我们讲讲。
周有光：群众非常热心，在当时，群众听到我们在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在征求大家的意见，一下子来了一千八百封信，当中有八百多个他们提的各种各样的方案。我们要研究许多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意见就要给他一个答案，要使他满意。所以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搞了三年才成功。
崔永元：您现在有没有印象，当时都有什么样的方案，就是群众提的？
周有光：像速记符号，是一种。
崔永元：速记符号。
周有光：还有人呢，说一个音节应当用两个字叫双拼，这是中国的传统，声韵双拼的传统。还有呢，就是用罗马制，不创造，世界都通用的。我们要很客观地倾听大家的意见，每一种意见为什么对，为什么不对，我们要给他一个答案。这些工作我们做了三年才搞成功，人家笑我们，说你们太笨了，二十六个字母搞了三年。当然普通人不了解，这个字母学是一门专门的东西，很复杂的。可是我们很高兴，花了三年工夫，能够制订出来一个。这个方案提出之后要经过好多个关卡，需要在文字改革委员会里一层一层地通过，再到国务院里一层一层地通过，再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才能够正式公布，成为中国一个重要的标准。我们当时跟周总理讲，说这个方案由国务院来公布。周总理说不行，要比国务院还要高一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崔永元：用立法的这种方式来确定它。
周有光：通过以后呢，我们又进一步在国际标准话组织里面请他们通过，就变成世界标准了。这件事又搞了三年，一直到国际标准成功搞了六年，的确是很笨的。这几个字母，搞了这么长（ 时间 ）。明年是（ 汉语拼音制订 ）五十周年了，我们今天想，当时花了那么多的时间搞，我们觉得是应当做的。如果当时有一点马虎，那今天就会懊悔得不得了了。（ 掌声 ）
崔永元：大家一定会觉得今天这个机会特别难得，跟这个这么有名的语言文字专家一起面对面地交流，现在我还想听听你们的声音。来，你读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