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克拉夫特-麦克尼斯事务所设在韦斯特伍德的阿维科使团大楼，距我住的汽车旅馆不远。我把车停在了紧挨着韦斯特伍德乡村殡仪馆的一个豪华停车场内，从富国银行 旁边的大门口走了进去，然后乘电梯上楼。一下电梯的右手边，就是他们的办公室。我推开一道结实的嵌着黄铜字母的柚木大门走进去。房间里铺着不规则的红色抛光地砖，一面镜子装满整面墙壁，一簇簇干燥的玉米棒挂在四壁的灰色天然木板上。一名接待员坐在我左侧的一个围栏后，台子上放着一块姓名牌，上书“接待员艾丽森”。牌子上的字母好像是用炭棒烙进木头里去的。我把自己的名片递给了她。
“不知我是否可以跟一名高级会计师谈谈？”我说，“我正在调查一位曾在这里工作过的注册会计师被谋杀的案子。”
“哦，是的，我听说过这件事，” 艾丽森说，“请稍等。”
她大约二十来岁，一头黑色的长发。她身穿牛仔服，打着蝶形领结；西部风格的衬衫看起来像被塞进了不少干草似的，腰带扣的形状就像一匹跃起的野马。
“这是什么？一个主题公园还是什么玩意儿？”我问道。
“嗯？”
我摇了摇头，不想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她嗒嗒地踏着高跟靴子走进了一扇弹簧门。过了一会儿，她折返回来。
“麦克尼斯先生不在，但你也许会想跟加里 斯坦伯格这个人谈谈，他的名字中间有两个r。”
“是伯-r-格吗？”
“不是，是加-r-里 。”
“哦，我明白了。不好意思。”
“没关系，”她说，“其他人也总会弄错。”
“那我可以见见这位斯坦伯格先生吗？只要一小会儿。”
“他这周去纽约了。”她说。
“那么海克拉夫特先生呢？”
“他死了。我是说，你应该知道，他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她说，“所以，实际上现在是麦克尼斯-麦克尼斯事务所，但没人愿意更换办公文具。另一位麦克尼斯先生参加一个会议去了。”
“有没有其他的人可能还记得她呢？”
“我想没有，我很抱歉。”
她将名片交还给我。我把它翻了过来，迅速写上我暂住的汽车旅馆的电话号码，还有我在圣特雷萨的电话应答服务的号码。
“加里 斯坦伯格回来以后，你能把这个转交给他吗？如果能给打我个电话，我会感激不尽的。如果我不在这边的旅馆，他可以打对方付费电话。”
“没问题。”她说着坐了下来。但我敢保证，我一转身她就会把那张名片直接扔进垃圾桶的。我盯着她看了一会儿，而她也羞怯地朝我笑了笑。
“或许你可以直接将名片和一张留言条放在他桌上。”我建议说。
她的身子稍稍往前靠了靠，再次站了起来，手中拿着那张卡片，将它穿在电话旁边一个丑陋的金属钉上。
我继续盯着她。她又把名片从钉子上取下来。
“我放在他办公桌上好了。”她说完便嗒嗒地走开了。
“这主意不错。”我说。
我回到旅馆后打了几个电话。查理 斯科索尼办公室的露丝说他仍然没有回城，但她给我留下了他在丹佛的电话号码。我拨了一次，但他不在。于是我在留言处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我又给尼基打了个电话，把最新进展告诉了她。随后我查了一下我的电话应答服务，那里没有留下信息。我换上慢跑服，开车去海滩跑步。看来一件件事情还没有很快地对号入座。迄今为止，我好像只是得到了一兜子的五彩纸屑，还有把它们拼在一起的念头。结果我只拼出了一幅相当模糊的图画。时间仿佛一部巨大的机器，将真相撕成了碎片，只留下纤细脆弱的线索，供我们重塑真实。我感到自己呆头呆脑、烦躁易怒，我真的需要发泄一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