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里有一件事情使兴致蛮好的老人生了一阵子闷气，家里养的十只鸡，每次喂食的时候，老人总要守在旁边看着它们吃食，邻居也有一群鸡，总过来抢食，特别是那里面有四五只长得高大威武的公鸡，凶蛮得跟强盗一样，不光抢食，还要欺主家的鸡，害得老人每次都要像卫兵似的保护自家鸡们的权益，今天院子里人多，撒了食没留神，活生生地便宜那群“强盗”，气得老人将笤帚疙瘩在窑门上直拍打。
老人和邢仪自然要谈到林达，婆婆对这位儿媳妇至今怀有一种感念的心情，老人对邢仪说，儿子上大学前靠家里，上大学后靠的是林达，林达是北京人，家里境况好，在经济上给了儿子很多接济，就连背到学校里去的被子和褥子，都是林达给准备的。没有林达，儿子在延安城里念书，肯定要受惶。儿子生前两人闹矛盾，后来有人在她面前对林达说长道短，她不愿往耳朵里听。老人对邢仪说：“林达棒价”，（“棒价”是陕北土话，意思是不错、挺好。）老人还感叹地说，前阵子，林达从北京还托人给她捎来八百块钱，“人嘛，不贪求啥哩，人家的好处咱要记住。”
初中毕业返乡后，路遥有一段非常苦闷的日子，正是青春年华却因“文革”而中断了学业，工作无着，前途未卜，加之他倾注满腔热情热爱的一位姑娘离他而去，失意与苦恼熬着他，正是在这个时候，林达走到了他的身边，在与命运拼搏中，爱情帮他恢复了自信，为他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母亲曾在他初恋失败后关切地询问其原因，他赌气回答：“人家嫌我衣裳烂！”而这一次，当他将这位北京姑娘领回家门时，同样是那身破衣裳，母亲心虚地瞅着他不由捏了一把汗，他笑笑，说：“不怕，咱就是这样了，谁看上谁来，看不上走她的路！”
在北京知青中，林达参加工作算是比较早的，她先是在公社做妇女干事，后调到县通讯组，路遥有一段时间在县文工团打杂，编节日、管戏箱、拉大幕都干过。陕北山圪崂的文工团自然不会有什么名角，但这个小县城却荟萃了几个日后在文坛上颇有名气的人——诗人、《延河》杂志副主编闻频，现在北京的作家陶正，诗人、《延安文学》主编曹谷溪，都曾在这里与路遥一起谈诗论文，一起创办了一张文学小报《山花》。龙盘于渊，虎踞于坳，虽尚未酿成气候，却蓄势待发，壮怀激烈，心志高远。林达在延川算是官方正儿八经耍笔杆子的角色，但她却非常欣赏还正在野路子上闯荡的路遥的文学才情，当初恋的失败正在折磨着路遥的自尊和考验着他的自信的时候，她知道该做什么了——她能抚慰一颗受伤的心。
母亲对儿子的雄心壮志懵懂不晓，但对儿子的婚事牵挂在心，儿子能好上一个北京知青，自然使她欣喜不已。林达来家里，啥活都干，朴朴实实就像个当地女子一样，只是吃饭不会盘腿坐炕，而要趴在柜子上，林达问老人：“这样子难看不？”老人说：“不难看，不难看，自个家里，想咋样就咋样。”邢仪至今还记得，在县革命委员会林达住的窑里，林达、路遥、邢仪，还有其他几个要好的北京知青，常常聚在一块谈理想，谈抱负，唱苏联歌曲和过去一些老歌，兴致最好的时候是聊着唱着同时还有一些东西吃着：炒黄豆、红薯、黄米糕、还有那只在陕北才有的玉米黄——这些吃的东西都是路遥母亲特意做的，她就像当年给在县城念书的儿子送吃食一样，隔些日子就会挎着盖块花布的篮子，给林达送来一堆吃物，她知道北京娃娃就好这些个口味。
一个朴实而又能力有限的老人，还能给她喜爱的儿媳什么呢？
在十多年的家庭生活中，路遥和林达后来闹起矛盾，对此外界多有评论，特别在路遥去世后，一段时间林达在道德舆论上面临如山的压力。其实最接近他们夫妇的人，一般都保持沉默，两人都是强性子，路遥以生命作抵押投入文学创作，无论对于自身还是对于家庭都很难顾及，而林达也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女性，让她放弃事业心甘情愿地去做一个家庭妇女，那是万万不可能的。特别要命的是，林达又时时事事极为敏感地保护着她的自尊心和独立人格意识，比如单位派她出门办什么事，别人介绍她“这是路遥夫人，关照点吧”，她就特别反感，似乎她办事必须凭借路遥的面子，而不是凭借自己的能力。两强相遇，日常磕磕碰碰的事自然难免，其实早在路遥去世前十年，两人的矛盾就曾闹得厉害，甚至考虑过是否分手——这实在是他们性格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