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神之树,在路遥作品的潜滋暗养下疯长。我渐渐认识到两年前赌气退学是多么虚荣愚蠢,认识到那时对父亲不期而至的恼怒是多么的可耻和羞愧。我的生活态度在慢慢地、理性地矫正。丢弃的课本被我捡了起来,劳动之余,我不仅看小说也看课本。我要用自己的力量来改变生活强加在我头上的一切。终于,勤奋让我取得了中等师范的学历,几年以后,又顺利地走进大学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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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初冬,路遥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我大学毕业,在武汉一家法治杂志社实习。那天,领导派我到荆州平原上的一个国营大农场去采访,而采访线索只是领导道听途说的一句话。当过路客车将我孤零零地抛在茫茫的大平原上时,正值黄昏时分。举目四望,但见衰草连天,前不见人,后不着村。初冬的风呼呼地刮着,夜色从大地升起,渐次笼罩着茫茫的大平原。望着眼前的一切,我进退两难,欲哭无泪,心情降到了冰点。就在这困难的时刻,我蓦然想起了路遥,想起了《平凡的世界》里在街头秋风秋雨中茫然无路却咬牙坚挺的孙少平,想起了高加林冒着暴雨克服困难坚持采访在抗灾一线的情景,想起了《人生》中引用的柳青老先生的那段话——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但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一股不向困难低头的浩然之气,从我的心底冉冉升起,刹那间充盈我的胸腹。薄暮中我抬起头,仿佛看到了地平线尽头有闪闪烁烁的北斗,眼前幻化出灯火斑斓的繁华夜景。我挺起腰杆,忍着初冬的寒冷和饥饿,坚韧地等在凄寒的夜色里。直到子夜时分,才等到一辆从荆州方向往农场拉货的拖拉机,坐在颠簸的车斗里颠到农场时,已经快凌晨2点钟了。
1994年6月,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和《北京晚报》联合举办的一次面向全国的征文,征文的主旨是“影响人生的一本书”。我当即奋笔,把我和《人生》之间的故事写出来寄给报社。7月21日,《北京晚报》以《〈人生〉教我读人生》为题发表了我的文章。由于地域原因,在我还没看到《北京晚报》上我的文章的时候,却先收到了一些读者来信,这些读者从晚报编辑手里搞到我的通讯地址,直接给我写信谈读我文章的感受,谈得最多的还是路遥和他的作品。这些读者大多都是在北京打工的外地人,其中有很多是大学生。读着他们的信,我第一次感到我的朋友是这样多,他(她)们都是路遥忠实的读者,我们因为路遥而相识。尽管路遥死了,他的作品却活在许许多多读者的心中,并让我们成为素不相识的朋友。
1995年3月10日,我的《〈人生〉教我读人生》一文,获得了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和北京晚报联合举办的全国征文一等奖。捧着大红的获奖证书和500元奖金,我在兴奋的同时深深地感谢路遥,没有他我根本走不到今天,没有他我也许只能是黄土高原上一个普通的农民。是他用他的作品,挽救了一个因贫穷而自卑的农村青年的灵魂,成就了我的梦想和人生。
嗣后,1999年4月,《大河报·新闻周刊》也以《生命是一种感动》为题,发表了我写的关于路遥作品与我的故事的文章。很多朋友看了《大河报》上我写的文章以后,打电话给我说,他们也从路遥的作品中不同程度地汲取了营养和生活的激情,从小说主人公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是路遥,再次让我们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自己的朋友,找到了扬起生活风帆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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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燃烧生命的激情为平民写作,始终把笔触伸向最基层平民的心灵深处,伸向他们贫穷的生活和高尚的灵魂,细致入微地描写着底层青年成长过程中尖锐的心理矛盾,和痛苦的心路历程,为当代中国的千百万平民读者,特别是农村青年塑造出一个个充满力量和道德之美的精神偶像。这就是路遥作品的魅力之所在,使他获得读者经久不息的钟爱之所在。
路遥曾说,他是“抱着兄长般的热情”来写他笔下的那些农村青年的。高加林、刘巧珍、孙少平、田晓霞、孙少安、金波等等,从这些人物身上,人们感受到作家一种兄长般的严肃和亲切,感受到与苦难作斗争的悲壮和奋斗的美丽,不同程度地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文学评论家王愚说:路遥作品中的人物,在困难的时候,都有一种“坚毅不屈、冰清玉洁的性格力量,和周围严峻的生活矛盾互相冲撞,回响着悲壮的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