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想，我表哥一次去犹太人住的豪华社区送洗干净的衣服，回来时脑瓜让犹太男孩们开了瓢。同一个表哥，有一次和几个唐人街的男孩开了一个黑人小伙子的瓢。美国是个好地方，各种人都能找着歧视的对象，形成一个歧视的大环链。
彼得接着往下讲。
彼得的母亲可没闲着，在丈夫被五十多个国家的领事馆拒签之后，她找到了一个地址：中国总领事馆的地址。不少犹太人开始传递这个地址，说是那里可以签发去中国上海的签证。母亲告诉全家，中国领事馆里有个何总领事，所有在总领事馆门口大排长龙的犹太人都是等何先生开恩的。何先生一开恩可以让全家到中国上海。
上海？那是个什么鬼地方？太远了。彼得的父亲反对。
太远？彼得的母亲反问：离哪里太远？
母亲这句话让全家苦笑了。对于从来没国土的寄居者来说，哪里算是太远？“Far from where（离哪里太远）？”问这话的似乎不止母亲。寄居者们几千年来都会这样苦笑着玩味这句诘问。
就像母亲做任何事都留一手一样，办理去中国的签证也是她的留一手。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爆发了。父亲的一个合作伙伴被打死了。父亲并不晓得厉害，利用他在商界的影响想跟一个在政界的熟人“谈一谈”。第二天一清早，父亲就被堵在浴缸里，水淋淋地穿上了大衣皮鞋，被带走了。彼得抱着他的内衣内裤、降压药片、安眠药片、床边书籍追了两条街，不知怎么一来，负责逮人的男子一顺手把彼得连同包裹也一块儿拎上了囚车。
母亲的留一手太英明了。贝多芬广场边的中国领事馆对于彼得的母亲毫不陌生。此前她已经来过两次，每次都因为排队的人太多而放弃。第三次是春天的清晨，领事馆的大门上贴了纳粹的封条，说是“此建筑为犹太人产业，已被政府没收”。而在不远处的约翰路街口，一大片黑衣黑帽的犹太人。彼得的母亲在这里听说，纳粹封了中国领事馆之后，何先生自己花钱租了一间私人公寓，挂出了领事馆牌子，继续办公，给犹太难民发放去上海的签证。等候签证的人攻城一样，里三层外三层围着领事馆的院墙，一片窃窃私语，说不知谁告发了何领事，何领事的上司派了调查员来，看看何领事到底一张签证卖多少钱。人们开始对小公寓内大声说话：我们可以作证啊，何先生一分钱的贿赂也没收过；假如何先生可以贿赂，我们宁愿让他发财，也不愿把带不走的动产不动产都留给纳粹啊！
人们围到了中午，又围到下午。太阳下沉了，大家才散去。彼得的母亲是唯一没有放弃的人。晚上，公寓的门开了，里面开出一辆黑色轿车。彼得的母亲一头扎过去。汽车轧出一声怪叫，停了。谁都能看出这是个急了眼的女人。她用不客气的声音对车窗帘后面的人说：“请给我们签证！我的丈夫和儿子都进了集中营……”她的架势很明显：你不答应她什么都干得出来，包括死在你车轮下。
车窗的帘子动了动。这一动，彼得的母亲得寸进尺了，拼命拉住车门把，只要车子开动，她就会被拖在下面，拖出一道血淋淋的印记。
但她想错了。窗帘动了动，露出一张十分文雅的中国面孔。随后玻璃降下来。那面孔和所有中国面孔一样，不露声色。
何总领事开口了。他的德语非常轻柔，告诉彼得的母亲，按说他现在正在接受审查，没有权力发签证，但他会想想办法，因为她的丈夫和儿子此时还在集中营里。纳粹对所有离开奥地利的人制定了刁难政策：必须有接受国的签证才能获得离境准许。何领事知道关在集中营的人一旦有了离境准许，才能获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