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改造社会的重任，我回到了联邦德国。那些小争斗小矛盾统统被我抛到一边，对我来说，没有比我正在进行的“伟大战斗”更加重要的事情了。党把我派到了明斯克，这里的县区劳工青年协会隶属于西德数一数二的鲁尔-威斯特法伦州团委。当年，“北约”计划部署的“潘兴II”、巡航导弹、火箭是人们竞相谈论的热点话题。我们警告说，“北约”组织是想通过这一战略举措取得军事上的优势，从而打破目前为止一直维持着的核恐怖平衡，为发动核战争做准备。为了反对北约的火箭部署计划，我们缔结了最广泛的联盟，其中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基督教徒和绿党成员，甚至还有几位当年的联邦国防军将军。所有的人都响应了反对核弹头运载火箭计划的“克雷菲尔德呼吁”，并签署了联名信，参加抗议的有四百万人之多。出于斗争策略上的考虑，我们没有用镰刀锤子作为象征，而是把和平鸽作为符号放在了横幅和海报上。我们与靠倒卖军火大发横财的跨国公司大亨作斗争，与拆除廉价房、大建写字楼的房地产投机商作斗争。为了阻挠投机商的开发计划，我们还占领了一些闲置的空房。我在明斯特住的是建于1905年的弗劳恩大街24号楼，这是一栋现代主义风格的住宅，共分三层，每层住五到七个人不等。为了把我们驱逐出去，时不时会有几十号头戴钢盔、手执警棍的武装警察集结与此。但令人鼓舞的是，总有许多明斯特的市民――当中以年轻人和大学生居多――给我们以声援和支持，他们联合起来挡在警车前面，使那些国家机器的走狗们最后只能悻悻离去。
因为长期身在北方，我的口音也慢慢变了。狗子卡勒的乡音也没有原先那么重。后来，党派他去做艾森州团委代主席。之前他已经结束了技工培训，向组织证明了自己的阶级觉悟，他的职业革命家梦想马上就要实现了。
而我在加入职业革命家的秘密联盟之前，还必须经受另外一项考验，正像统一民主党组织部的一位职业革命家透露给我的那样――“我们既然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就必须让我们的干部完成职业培训，最好是能深入到某个大型工厂。”这位中年干部穿着条纹衬衫和熨得笔直的米色西裤，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格瓦拉那样的革命者，倒是更让人联想起射击协会的会计。因为我既不适合当车工，也胜任不了泥瓦匠，最后只好到与党组织有些联系的“方案”唱片公司去学习如何做批发生意了。为此，每个工作日我都得跑到多特蒙德去，同时还要在明斯特的职业学校读书。
正当世界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势不可挡的时候，我在“阶级斗争的后方战场”（这是当时流行的叫法）上却遇到了难题，那就是――恋爱。
我还是无法忘记桑迪，但也并没有想设法联系她，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下，这属于被党组织明令禁止的行为。我的“战场”是在西方，在帝国主义的大本营里。而此时她也一定还在她的战场上坚持着斗争。况且她当时作为一个已婚女人却和狗子混迹一处，这不是对我的欺骗又是什么！
有天晚上，我和一个名叫海克的姑娘一起吃匹萨。她是职业学校的学生，说起话来柔声细气很是甜美。我们两个挺谈得来，但她平时住在父母家里，我不敢去找她。吃完匹萨后，她自告奋勇提出要开车送我回去。于是，我坐着她那辆被撞得四处掉漆的“欧宝士官生”回到了被我们占领的老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