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迪疯狂地缠绕在狗子身上。高潮来了，她的两腿不由自主地抽动。紧接着狗子也到了，他肮脏的毒液射进了她的身体。那是我心目中最纯洁完美的身体，像革命旗帜一般鲜红的嘴唇，波浪一般的金色卷发……而她此时没有身着蓝衫，她赤身裸体，在我的房间里，却不是与我在一起。整个晚上我心绪难平，在濡湿的汗水中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这个夜晚，“华约”组织的坦克没有出现。接下来的几个晚上，也没有。
第二天早上，当我们穿过校园里的石板路去上课的时候，我开始质问狗子。我结结巴巴地谈到桑迪，谈到她是已婚女人，谈到男女作风方面的纪律、狗子作为代表团领导的责任、男同志对妇女同志的责任，还有他对自己的女朋友玛尔格特的责任等等。狗子耸了耸肩：“如果说我必须为谁操心负责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你。我会尽我所能来完成我的革命任务，这一点毫无疑问。如果我毕业后还对桑迪忠贞不渝，那我才是违反了男女作风方面的纪律――但这是不可能的。”
自此以后，每天晚上我都可以看到桑迪――在我最不愿意见到她的地方。我们的结伴散步越来越少，她对我说自己很累，必须把精力集中到学习上。有一次，我和她在文化宫旁边的雕塑前偶遇，那是一对正在热吻的石雕恋人，一丝不挂，女人的乳房丰满圆润。与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风气不同的是，民主德国的人并不羞于谈“性”。桑迪刚刚结束周末的探亲返回学校。她对我说，她的丈夫在和她交欢的时候只顾自己，相比之下狗子更懂得如何满足她。我无言以对。
如果说在这所革命干部学校里还能够学习匍匐前进、擒拿格斗和射击投弹的话，那么这些仅仅是东德团员的专利。在民主德国，“体育技术协会”负责组织适龄青年进行预备役培训。而我们这些西德来的共青团员和其他外国人则统统被排除在外，理由是：这样一来，即使万一有人泄露了青年大学的机密，也“不会给阶级敌人留下任何口实”。
内心里对做一名苏联战士充满向往的狗子，终于尝试在青年大学进行一次“起义”：他向学校老师提出要求，希望获得学习射击的基本权利，最后还是败下阵来。望着东德团员们穿着斑斓的迷彩服、伴着军乐队演奏的进行曲，在水泥地上列队走过，狗子两眼放光，艳羡不已。更何况走在最前面的是桑迪，她娴熟自如地指挥着女生方队，威严的军帽下露出几缕金色的秀发。
尽管眼前这一切和普鲁士式穷兵黩武的阵势没什么两样，我还是坚信社会主义对和平的热爱。难道不正是勃列日涅夫宣布主动将两万名苏联士兵和一千辆坦克单方面撤出民主德国的吗？难道不是“北约”组织通过部署“潘兴II”和巡航导弹的决议而引发了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吗？
当那些人在靶场上练习射击的时候，狗子趁机潜到桑迪身边。尽管有禁令在先，桑迪还是将手里的步枪递给狗子，示意让他试着射击。看到他们两个谈笑戏谑，身体貌似不经意地触碰在一起，我的眼睛一阵阵灼痛。
光阴似箭。一年之后，我们从威廉 匹克青年大学顺利毕业。我的毕业成绩是优异，狗子是优秀，“西德社会主义劳工青年团”学员班则获得了“恩斯特 台尔曼”的集体荣誉称号。150个东德女团员中有75人怀了孕。这不仅应当归功于国际主义大团结的精神，也要归功于民主德国1000马克的国家生育补助。几个女团员将自己肚里的孩子美其名曰“旅行纪念品”，因为此地一别后她们将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自己的外国男友了。
狗子和桑迪两人也难舍难分，撒了几滴伤感的眼泪。我告诉自己不许难过，但和桑迪告别拥抱时，我的眼眶还是湿润了。不觉中我抱她的手太过用力，她说了一句：“嗨，你这么激动干吗？就不知道收敛一点！”最后，她祝我“取得最辉煌战绩”。
我们登上来时乘坐的那辆“巴尔卡斯”。车窗外，桑迪与卡尔-马克思市学员班的其他学生以及老师一道，同我们挥手送别。车子发动，朝着柏林的方向驶去。桑迪的脸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里，那张脸上挂满泪痕，却没有一滴是为我而流。
在西柏林的动物园火车站下了车，守候在这里的狗子的女朋友玛尔格特迫不及待地扑进了他的怀抱。狗子和他甜言蜜语做亲昵状，正如当初他对桑迪的那样。
我默默遵守着不能和桑迪保持联系的规定，深感自己作为一名冷战时期的地下工作者肩负重任。狗子也会和我一样恪守誓言吗？我盼望着与桑迪重逢的那一刻，而且就像埃里希 昂纳克讲的那样――在“社会主义叩响联邦德国大门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