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有马上开车离去，而是把车停在了弗劳恩大街。她的用意再明显不过。和她目光交汇的同时，我心里不无犹豫：我该不该去牵她的手呢？万一她抽回去怎么办？不，我应该邀她到我房间里去，点上一支蜡烛，再放点音乐――放什么呢？西班牙内战歌曲好像和浪漫的气氛不大合拍；放布莱希特的“三便士歌剧”又怕会引起误会。我很想在车里吻她，可又担心会被哪个同住的家伙看到。
德国共产党在两性问题上很放得开，在被我们占领的那栋楼里更是如此，同居伴侣经常像走马灯似的频繁更换。我害怕的是，如果有人从楼里出来看到我和海克接吻，我就得带她上楼。大伙肯定会说：“这位姑娘是谁呀？来，给我们介绍介绍！”海克穿着的中规中距的丝绒裤，还有她一头的“乖乖女”小卷毛，难免会被别人当作俗不可耐的东西嘲笑一番；等到她再一开口说话，我的老天！――居然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和平示威？从没读过女权主义作家莫伦贝特的书？什么！连罗莎 卢森堡也没读过？想到这里，我只好对她说：“明天在学校见吧！”
我们一方面对苏联和民主德国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心向往之，一方面游走在西德社会的边缘。要打破这种孤军作战的局面，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是彻底抛弃革命理念、投靠敌方，二是将这些理念用通俗流行的外衣包装起来。我们当然选择的是第二条路。
共青团在多特蒙德的威斯特法伦展览中心组织了“青年大联欢”活动，应邀来参加活动的还有来自音乐、体育界的诸多明星；多位“在反帝解放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英雄”在集会上做了斗志昂扬的讲演。
在联欢节前后的日子里，劳工青年团为机关刊物《活力》招募新成员和新读者。有不少批评人士把《活力》戏称作左翼阵营的《BRAVO》 ，而编辑部则把自己的杂志叫做“斯大林主义的米老鼠”。为了激励“报童”即杂志宣传员的工作热情，团中央专门发起了一项名为“联欢大接力”的竞赛，它的规则是：每卖掉一份《活力》，杂志宣传员可以得到1分，每得到一份订阅增加12分，每招募到一名新团员增加20分；团部领导每月公布一次优胜小组和优秀个人的名单，获胜者可以到社会主义国家旅行一趟，或者得到一台“立体声”（这是当时对立体声卡带录音机的叫法，这种录音机带有一个便携提手，适于在派对和游行等场合使用）。
既然我在交往女人方面的成绩不尽如意，那就在“联欢大接力”的竞赛中施展才华吧！为了争夺第一名，我使出了浑身解数。我很希望能得到公开表扬和认可，这对我来说要比金钱和汽车更为重要，而真正令我心动的是第一名可以得到奖励――一次去越南旅行的机会。越南曾经饱受美帝国主义的战争蹂躏，当时这个国家对外依旧是封锁的，这更增添了它在西方人眼中的神秘的异国情调。眼下，唯一的问题是“联欢大接力”的参与者为数众多，人人都想争得头名，实现去越南观光的梦想，其中就包括“狗子”卡勒。
当复活节和平大游行的队伍穿越鲁尔区时，我们这些报童也开始了你争我夺的激烈竞争。上万人组成的松散队伍从杜伊斯堡出发，浩浩荡荡地向着目的地多特蒙德开进。在队伍行进的三天时间内，狗子、我和青年团的其他报童们对过往的每一个游行者都询问了不下十遍“要新一期的《活力》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