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不顾狗子提出的禁止在公开场合以外同东德公民谈论政治的警告，常常将桑迪约出来一起散步。她总是给我带来一些东德出版的书籍，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这些书大多印数很少，所以很快就在市面上被抢购一空。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弗尔克 布劳恩 的作品，比如《亨策-昆策小说集》等等。在书中他对民主德国只许美化的言论方式这样批判道：
“每当昆策对一项工作做公开批评时――这种时候其实很少――他总是事先构思好他要说的话。他不会说‘这不对头’，而是说‘再加加工就好了’；他不说‘我们落后了’，而是说‘我们得加快进度’；他不说‘出错了’，而是说‘要继续争取新的成绩’。‘你为什么总是说些报纸上的话？’亨策问。‘牢骚已经不少了，’昆策咕哝说，‘我们得向前看。’‘话倒是说得很客气，’亨策回应道，‘可背后谁会听你的呢？’”
书中的描写没有丝毫夸张，桑迪说这的确是“事实”。民主德国的报纸上不允许有某某事物“变好了”这样的字眼，因为这会让人产生“以前不好”的印象。所以报纸上通常用的都是“锦上添花”、“再接再厉”这样的措辞。与桑迪的真诚交流让我心情舒畅，我已把她当作自己灵魂上的知己。
桑迪和我偶尔会偷偷翻过学校后门生锈的铁栏杆，逃到青年大学这所红色修道院的高墙外。虽然借一下大门钥匙并不是不可以，但一想到各种繁琐的手续和交涉只好作罢。我们溜进勃兰登堡边区的荒野，穿过树林，捡拾榛子，畅谈改造世界的革命理论。我们还暗中观察猫头鹰，聆听啄木鸟叩击树干的“咚咚”声，甚至还和林间逃窜的野猪不期而遇。有一次，灌木丛中簌簌作响。我们循声望去，只看到草地上散落着什么人脱下来的袜子和内裤，接着便发现了正在桦树下缠绵悱恻的一对男女：一个埃塞俄比亚男生，一个东德女团员。
在青年大学这所共青团的最高学府里，我结识了一些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东德公民。而在这个精英圈子之外的人，我们却无缘结识。甚至当散步时偶然遇到一两个东德人，我们也会习惯性地避开。作为非法入境者，我们很担心他们日后会向西德的亲戚讲起我们在此培训的事。
有一次，我们被学校派去参加为中学生举办的成人仪式预备班。举行成人仪式即意味着结束了童年时代、进入成人世界，并且拥有身份证和团员资格。我的任务是向那些十四岁的孩子们揭露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对于完成这项工作我还是信心十足的。其间有个学生问道：“我听说你们那里的失业者根本不愿意工作，这是为什么？”于是我便向他们讲起了劳工被大批解雇的现象以及失业带来的心理后果。与青年大学里的人不同的是，这里的学生们目光中充满了狐疑和不信任。
回到我们偏安一隅的青年大学，那座纯理论的象牙塔中，我不由地想：这就是西德的电视宣传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当时几乎所有的东德人都能收到西德的电视节目。
在文化宫举行的一次聚会上，我们这些从西德、丹麦、挪威等资本主义国家来的团员们故意起哄、喝倒彩。在青年大学里，我们的耳朵里总是被灌满了ABBA ，不是“跳舞女皇”就是“滑铁卢”，都是些华而不实、胡扯八道的歌曲。聚会上放的是西班牙的“白兰鸽”。“这首歌是对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中牺牲者的嘲讽！”我大声抗议道。还好这回狗子站在了我的一面。要是按照他的音乐品位，那么聚会上只能放仪仗队的管乐进行曲了。
